匈奴“王冠”雄鹰傲视

  在展厅里，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从箱中取出匈奴“王冠”(左图)。经过两千年的地下埋藏，“王冠”仅存鹰形金冠顶和金冠带两部分。记者近距离观察，金冠顶呈半球体，上浮雕四只狼和四只盘角羊组成的咬斗图案，冠顶立一展翅雄鹰，居高俯视。金冠带由黄金铸成，冠带前部有上下两条，中间及其末端之间有卯榫插合连接，两端有卯榫与冠带前部相连接，组成圆形。冠带左右两边靠近人耳部分，每条的两端分别有卧虎、盘角羊和卧马的浮雕图案。

  内蒙古博物院保管部的云彩凤介绍说，据《史记·匈奴列传》等史籍记载，匈奴的早期活动地域在大漠以南的鄂尔多斯、河套及阴山一带，鄂尔多斯及其周围地区成为匈奴族形成和发展的中心地区。1972年冬，地处鄂尔多斯高原的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阿鲁柴登发现了一批珍贵的匈奴金银器，计200多件，是两千年以前匈奴王的遗物，其特点是以鸟、兽纹为主体的各式金饰牌，有虎咬牛、虎吃羊等场面，在我国匈奴族考古史上是罕见的重大发现。

  鹰顶金冠饰是这批遗物中最有代表性的艺术珍品。冠带直径16.8厘米，鹰高6.7厘米，重1211.7克。冠顶傲立的雄鹰采用圆雕的手法塑动物造型，以夸张的手法突出钩状的鹰喙，表现其凶猛。其余的动物纹都为浮雕图案，比例夸张，刻画细腻，虎张口露齿，羊巨角盘卷，马低首伏卧，整个冠饰展示了雄鹰俯瞰狼羊咬斗的搏斗场面。这套金冠饰是迄今所发现的唯一“胡冠”。自战国赵武灵王效胡服骑射以后，胡冠传入中原，将冠上的雄鹰改为鹃尾，即赤雉长尾。这种冠饰应是匈奴王或酋长的冠饰。

  云彩凤介绍说，除匈奴“王冠”外，同时展出的还有匈奴的大量金饰、妇女头饰和具有草原特点的文物。

  汉代轺车马萧萧 

  国人都知道中国旅游的图形标志曾长期被称为“马踏飞燕”，后经历史学家考证,东汉张衡的《东京赋》云：“龙雀蟠蜿,天马半汉。”《后汉书》也有“明帝至长安,迎娶飞廉并铜马”的记载，故命名为“马超龙雀”。

  “马踏飞燕”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中出土，该墓是东汉时期镇守张掖的军事长官张某及其妻的合葬墓。甘肃省博物馆的刘光煜介绍说，该墓出土了一组庞大的铜车马仪仗俑群，由38匹铜马、1头铜牛、14辆铜车（13辆马车，1辆牛车）、17件手持矛戟的武士俑和28件奴婢俑组成，是迄今发现数量最多的东汉铜车马仪仗俑。这次来河南展出的除了铜轺车外，还有威武的执戟铜骑士、执矛铜骑士，都是墓中的精品，曾在很多国家展出过。

  记者看到，铜轺车由马、车、人、车伞盖等几部分组合而成，驾车的马身躯高大，肌肉极富质感，车夫跪坐于车厢内左侧，作双手持缰状。刘光煜说，轺车是一种轻便快速的小马车，汉初的轺车为立乘，后来改为坐乘，一车可乘二人。因结构简单，快马轻车，一般小吏外出或邮驿传递公文时常用此车。轺车结构轻灵，是研究汉代车舆的宝贵实物资料。

  文物与油画相得益彰

  提起匈奴，很多人都知道昭君出塞、苏武牧羊、飞将军李广等，但匈奴文化是什么样子，大多数人不甚了解。

  河南博物院陈列部的徐蕊博士说，匈奴文明与中原文明是基于不同的生存环境及经济基础所形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匈奴属游牧文明，中原属农耕文明。公元前3世纪左右，两种文明发生碰撞，历经数百年，其间有自觉的贸易往来，有残酷的冲突及摩擦，有友好的“和亲”与盟誓，而彼此依存、亲情友善始终是主旋律，最终，两种文明在互补及依赖中相互渗透，完成了物质形态、精神文化及血缘的交融，并奠定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

  此次展览将有28幅以匈奴为主题的大型油画与130多件（组）文物结合展出，旨在展现战国至汉末这一时期匈奴与中原文明的不同特征及两种文明在冲突中的大融合大汇流，不仅有匈奴文物，还有中原文物，包括秦始皇陵中184厘米的陶骑兵俑和身长188厘米的陶车马等。

  徐蕊说，油画是文物内涵生动的再现，文物是油画内容的真实佐证，两者的结合，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点面结合地再现历史，同时也是一次新的陈展方式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