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瓦娄哇在中国的去向

      据笔者所知我国勒瓦娄哇技术的分布情况，主要集中在中国北部。首先其中涉及此技术如何确认的问题。目前这方面探索在国际上，也难有一致的共识。一九九三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曾为界定勒瓦娄哇技术的定义，召开了国际会议。其中Eric Boeda和Philip Van Peer 等在会上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最后仍无法有公认的定义。但从石器动态连锁动作角度去分析勒瓦娄哇技术的制品，则是大家所共同接受的。在东亚方面，目前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和蒙古国拥有大量勒瓦娄哇石制品，很足以为我们的借鉴。然而，东亚地区较少发现过勒瓦娄哇技术的石片与石核拼合（refitting）的例子，仅在西伯利亚阿尓泰和蒙古国有过一两处的成功拼合。对于这种石核的制作、台面加工方式、石片与石核对应动态的变化，并未有充分的掌握。

      勒瓦娄哇石片生产技术相当复杂。首先，目前在中国所确认勒瓦娄哇技术的个案并不算多。因此，我们本身对勒瓦娄哇技术的认识，现今缺乏较多可以对比的实物数据，如果能够广泛考察到西伯利亚南部或者是蒙古国相关大量有过勒瓦娄哇技术的实物数据，对我国北部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石器群的研究，将会是很重要的关键所在。大家都知道，离开实物的接触，打制石器的工艺技术表达，基本上是很难以沟通的。以下只能简单介绍一下勒瓦娄哇技术的内容。勒瓦娄哇技术是指由预先曾修整的石核，从台面向作业面加击，生产出带尖端而两侧基本上是等边的三角形石片，这种石片可称勒瓦娄哇尖状器，并不需再作二次加工，就可能接上装柄作石枪使用。在西亚地区，曾发现过一些勒瓦娄哇尖状器基部，有装着接柄的黏着的装柄痕迹。当然，勒瓦娄哇技术的动态特征十分复杂，并非以上三言两语能表达。在这里我不再就勒瓦娄哇技术做过多的赘述。然而，由于我国学术界对勒瓦娄哇技术的认识比较陌生。这样究竟我们在中国北部发现了多少勒瓦娄哇技术的遗址，尚有待进一步分析。我们估计在中国北部广大的范围内，理应存在过不少勒瓦娄哇技术的石制品，现今有的虽然已被发现，但仍未有被辨识出来。以下就几个地区不同的例子说明，希望起着举一反三的作用。

宁夏

      1980年水洞沟遗址发掘中，其P.300被认定为雕刻器。1991年10月19日，我观察过这件石器。如该报告书图版16页4照片所示，石核体中间的位置，有由下而上出现的三角形剥离痕。这是一件典型的勒瓦娄哇石核。其次在青铜峡鸽子山遗址的采集品中，报告中称为“多台面石核”的一件石制品，应该也是勒瓦娄哇石核（《宁夏考古文集》，1996年，页5）。

      2003年在施家窑1号一地点，在调查第九层发现三件化石和一件石核，为上下对设的台面，背面一部分为自然面，有明显石核体修理疤，应该是勒瓦娄哇石核。

内蒙古

      张森水在1958~1959年于内蒙古中南部准格尔旗榆树湾等地发现的石核，其中至少两件是典型的勒瓦娄哇石核（《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一卷第一期 ，页33图2；1960年第二卷第二期，页134图9d）。

新疆

      交河故城四号台地的报告，其中柱状石核，应是勒瓦娄哇石核（《交河故城》，东方出版社，1995年，页3图四之3；页11 图九之5）。

      此外，黑龙江十八站遗址、山西塔水河遗址，都发现有勒瓦娄哇石核。这方面高星在《悠古神奇水洞沟》（《中国文化遗产》，2008年第4期）中，发表了一张我国勒瓦娄哇技术在新疆至黑龙江的分布图，是很有见地的发现。

      另一个问题是我国勒瓦娄哇技术年代的下限，是否已进入全新世的范围。根据1980年水洞沟发掘的报告书，第7和6层石制品，都包含了数量可观的典型勒瓦娄哇石核。第6层更有若干典型细石叶石核和细石叶。第4层出土较多石叶石核、石叶和细石叶技术的石制品。报道说“第4层毛坯中缺乏典型的勒瓦娄哇石核”（原报告第205页）。换而言之，即进入第4层的文化阶段，勒瓦娄哇技术已衰落消失。原报告作者把上述第7层以上都归入上文化层，属新石器时代石制物。另一方面，根据《水洞沟──穿越远古与现代》一书所发表水洞沟周围最新发掘的成果，除第1和9地点发现勒瓦娄哇技术石器群外，其余第2、7、8、12地点基本上只报道了细石叶技术的石制品。前者和后者的差异，很可能反映年代上两组先后不同的石器群。当然，后者是否完全不含勒瓦娄哇技术的资料，尚待日后报告书的公报。
　　
      水洞沟1980年上文化层勒瓦娄哇石核的资料，如果确实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话，那肯定是现今所知东亚地区同样技术最晚期的代表。从现今所知西伯利亚阿尔泰的Denisova洞穴为例，从最底第22、21层是旧石器中期的早期阶段，第11至20层是旧石器中期阶段，勒瓦娄哇石核的石器群相继不断；其上第11至9层是旧石器晚期阶段，勒瓦娄哇技术向石叶技术转化。又据报道，同区另一处开地Kara Bom遗址，在43000千年前已出现相当成熟的石叶技术石器群。

东方勒瓦娄哇的发展和影响
　　

      迄今所知在西伯利亚从旧石器晚期的开始，勒瓦娄哇技术已逐渐让位于石叶技术。例如安加拉河左岸著名的马耳他遗址，石器包括琢背石刀、雕刻器、圆形刮削器和勒瓦娄哇石核的组合，年代在距今二万三千年前左右。安加拉河下游的科瓦河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堆积，可分上中下三组。最下一组年代约距今三万年，包含勒瓦娄哇技术石制品；中上两组年代约距今二万四千年至一万五千年，未见勒瓦娄哇技术石制品，含较多石叶工具。外贝加尔湖的雪橇遗址，第6、7层出土石核以勒瓦娄哇技术为主；第3、4、5层石核转变为棱柱状石叶技术。
　　
      另外，俄罗斯远东滨海地区乌斯季诺夫卡遗址，同样出土琢背石刀、“剥片尖头器”（日本西南典型的旧石器，在韩国也有较多发现），尚可以看到勒瓦娄哇技术的石核，年代在二万多年前。在中国，我所看到的黑龙江十八站和山西塔水河遗址的勒瓦娄哇技术石核，年代约在二万年前后，是我所知最晚期的勒瓦娄哇技术制品。又我所见与蒙古国靠近的金斯泰遗址，第5层出土发达的勒瓦娄哇技术制品。其上第3层主要为石叶和细石叶技术体系的石器群，并不见勒瓦娄哇技术制品。

      现今从东北亚勒瓦娄哇技术发现来看，这种技术传播主要方向是由西而东、由北而南。在中国方面，譬如新疆北部可能在四万五千年或更早，就进入旧石器中期阶段。最迟在三万多年前，这种技术已到达内蒙古和宁夏。至于山西和黑龙江等地，看来在二万年前后，也受到波及。

      从1920年代，步日耶和德日进首次提出水洞沟在亚欧大陆处于旧石器中期到晚期的转变，为东亚地区现代智人出现问题重大的贡献。俄罗斯学者在西伯利亚南部及蒙古国经过近半世纪的工作，让我们更清楚认识这阶段历史的重要性。在东北亚地区，以勒瓦娄哇技术石器群之文化演变与扩散，在社会上应产生过深刻的变化。

      早期现代智人的出现，其后包括现代人行为模式、认知能力发展与象征主义形式的发生等是其中关键之处。近年在Denisova 遗址第11层，出土过超过三万年前的环状玉器，就是具有旧石器晚期人类象征性行为能力的代表。这时期的社会重大变化，包括使用石矛改进狩猎的技术、工具的标准化、广泛的用火、利用天然洞穴较长期定居、人口急剧增加、墓葬和随葬品出现等。这是现代人类社会最具革命性变化的时刻，其中认知革命如象征性行为的确立，更是其中剧变的核心。水洞沟遗址发现鸵鸟蛋皮珠和使用赤铁矿粉，也同样就是这种变化的反映。目前所知，旧石器中期到晚期革命的产生和过渡，从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以至黑龙江一带应是比较核心的范围，其后才再向华北的平原扩散。众所周知，新石器时代稻作农业革命在长江下游出现；社会城市以至国家的文明革命，则在黄河中下游开始。从学术史角度来看，水洞沟遗址是探索我国现代智人出现第一次革命最重要的出发点。水洞沟遗址的研究从第一代德日进、桑志华、步日耶、布勒，其后第二代裴文中、贾兰坡，第三代盖培、李炎贤、李有恒、张森水，第四代钟侃、董居安，第五代高星、王惠民，以至在水洞沟现象下涌现众多第六代的年轻学人，薪火相传。

      张光直曾说过一句很有争议的话。他说如果中国学者第一次发掘的，不是文献史学上深受关注的殷墟，而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史前遗址，也许中国考古对自己的定位和发展就不是今天的样子了。我则认为这个问题主要是取决于，究竟我们是否具备对这个史前遗址重要性的理解能力。在192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能深切感受到仰韶文化彩陶西来说的冲击，也能明白周口店北京人化石发现的重要性。对我来说，我仍觉得旧石器确是一门很冷僻且非常深奥的学问。然而，甚至到今天，我们也不容易理解步日耶对水洞沟石器的分析判语——“这种工业好像处在很发达的莫斯特文化和正在成长的奥瑞纳文化之间的半路上，或者这两个文化的混合物”——的含义。对于莫斯特、奥瑞纳，甚至勒瓦娄哇等西方考古学成果的考察，仍是今后21世纪我国考古重要的课题。如果水洞沟就是张光直所说的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史前遗址，目前我想张的推测，无可奈何仍是会落空的。

      简言之，世界考古学所展示现代智人认知革命的出现和变化，是旧石器中期向晚期阶段形成的。在中国这段历史的发生，地理上并不在大家一直以来目光所集中的中原或者是长江流域；时间上也比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来得更早。在中国从新疆、甘肃、内蒙古以至宁夏，均可能是这次革命最早策动的地域，然后逐渐南下，部分渗透到华北和东北平原。水洞沟遗址的重要性之一，是让我们在东亚地区首次看破上述现代智人认知革命的出现。对中国考古学而言，水洞沟遗址是亚欧大陆史前人类接触历史的见证，至少比历史时期丝绸之路早了四、五万年之久。从勒瓦娄哇技术石制品去论证亚欧大陆由西而东，约十万年前人类及其文化传统的传播和迁徙，波澜壮阔，让人叹为观止(图一)。我相信水洞沟遗址的重要性，通过高星等这本《水洞沟──穿越古今现代》精美照片和优美文字、精准科普语言的推介，一定会在中国社会中起着重要的影响，更可视为对中国旧石器时代研究和认识的一个新起点。王国维《咏史》第一首：“回首西陲势渺茫，东迁种族几星霜？何当踏破双芒屐，却向昆仑望故乡。”我引用王诗作为勒瓦娄哇技术自西向东传入新疆历史的脚注。这条数万年前亚欧大陆古人类所行走过的勒瓦娄哇之路，水洞沟是最早考释的西来初地，东方最早点亮的明灯，让今人仰止。（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