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坑是现今考古学中最常见的遗迹类型之一，泛指用途尚不明确的遗迹。以往，不少学者对灰坑作为遗迹的形成原因和功能多有探讨。而笔者则想梳理“灰坑”这一术语的源流，并考察这一术语出现、流变、形成过程中，考古学者们的相关学术认知和思辨心路。为此，笔者检索了1921~1949年期间发表的报告、简报和论著，看到灰坑类遗迹的发现及其表述，与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和发展息息相关，步步相随。

       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遗址时，曾发现所谓“文化层之灰土”常常呈袋状或直筒状伸入红色生土之中，他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一书中称这类迹象为pocket，但没有将之与地层区分开来。pocket这个词最初的中文翻译并不统一，譬如在袁复礼的翻译文本中，便有地穴、穴室、土穴、袋形层等译法。对这类遗迹的功能，安特生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当时国外一些遗址的情况，提出可能是古人居住的地穴或储藏用的窖穴。安特生的观点影响颇大，中国考古学家如李济、刘燿等人多有引述。
　　
       说起来，这种筒状的迹象，1928年秋季董作宾对殷墟的第一次发掘时即有所见，但到了1929年春、秋季李济主持第二、三次发掘时，才明确地揭露出来，这两次发掘共发现长方坑和圆坑二十多座。鉴于这类遗迹中大多填充灰土，故李济常常称之为“灰土坑”。因此，李济堪称最先辨识并揭示出灰坑类遗迹的考古学家。随后，不但殷墟的发掘中开始使用这一名称，而且逐步得到广泛的沿用。对灰土坑的功能，李济在《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和《民国十八年秋季发掘殷墟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等文章中做过解读，他认为大多数灰土坑应当与仰韶遗址的窖穴一样，起着藏物的作用，但有些深及水面以下或坑底出有人骨的则不应是窖穴，尤其是出人骨的灰土坑，可能与祭祀或人祭有关联。李济对灰土坑用途的解读，后来被郭宝钧在《B区发掘记之一》等文论中，归纳为三说，即穴居说、藏物说、埋祭说。
　　
       到了1931年春、秋两季，郭宝钧在第四、五次发掘殷墟B区时，分别发现24个圆坑和27个方坑。根据这两次发掘的情况，郭宝钧证实了穴居说和藏物说，并参照文献记载，郭宝钧将这些坑归为两类：覆穴和窦窖。覆穴均为圆形，直径2.5米左右，深可容人直立，其中又分出覆和穴两种，覆指在穴外地面上加培低墙者，是一种特殊的穴。窦窖呈筒状，口径小而深，填土为绿色纯净，可能是腐朽的谷物，其中往往出土较完整的大型陶器。文献功底深厚的郭宝钧根据文献中的相关说明，又将圆坑称为窦，方坑称为窖，还曾试图根据平面形状、深浅及功能，对灰土坑做一个详尽的区分。但他这种对圆坑和方坑的划分太过繁复，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乃至他本人在1950年重新发掘殷墟时，也没有再采用这种区分方法，而是泛用了灰土坑、灰坑、窖穴、居穴等诸多说法。
　　
       石璋如在《第七次殷墟发掘：E区工作报告》一文中介绍1932年秋季第七次发掘殷墟（E区）的发现时，提出了一种更简便的区分方法。他将凹入地下深度较浅而轮廓较大的叫做穴，有圆有方，也有不规则形的，并推测有一部分是先民的住所；凹入地下深度特深而范围较小的叫窖，有圆有方，他介绍了窖的形制和出土遗物，对其功能未作解释。石璋如的两分法主要是根据形制，尤其是大小和深浅，并首次根据形制的不同，发表了灰土坑的单项平剖面图，图中既有封口线又有示剖线，已经较为全面和科学了。
　　
       1936年到1937年期间殷墟的第十三、十四、十五次发掘，是殷墟发掘的高潮。这三次发掘的总面积达到12000平方米，不但在发掘方法上多有改进，而且编号记录也开始规范化和系统化，如穴窖开始用H表示，墓葬则用M表示。石璋如在写于1940年的《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中对这三次发掘成果做了介绍，他沿用了穴窖的区分法，说这三次发掘共发现穴窖489个，在文章中还出现若干次“灰坑”的说法，说明石璋如已经开始使用“灰坑”一词来替代“灰土坑”。换言之，“灰坑”一词似为石璋如首倡。
　　
       但真正对“灰坑”做出概念上的定义并以“灰坑”来概括所有坑类遗迹的还是李济。1944年，他在《小屯地面下的先殷文化层》中指出：小屯地面下的早期遗迹，最显著的可分为灰坑、版筑和墓葬三种。而所谓“灰坑”，“指的是那灰土填满的地穴与地窖的总名”。
　　
       可见，最先注意到灰坑类遗迹的是安特生，对其功能的解释学术界也早有探讨，总体可归纳为窖穴、居址、埋祭坑等说法。以H来指代这类遗迹的做法，出现在殷墟的最后三次发掘中。“灰坑”一词正式出现于文献则要晚至1940年。最终，李济于1944年对“灰坑”做了一个正式的定义，此后逐渐成为一类尚未明确功能的遗迹总称，被考古学家广泛采纳，其涵指也相对稳定下来，而原来的其他用词则逐步淡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