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经过数千年的不断丰富、革新和发展，以汉族为主、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画家和匠师，创造了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丰富多彩的形式手法，形成了独具中国意味的绘画语言体系，在东方以至世界艺术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中国绘画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饰和岩画，原始绘画技巧虽幼稚，但已掌握了初步的造型能力，对动物、植物等动静形态亦能抓住主要特征，用以表达先民的信仰、愿望以及对于生活的美化装饰。中国绘画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且经数千年不竭丰硕、刷新和成长，缔造了具有光鲜平易民族气概和丰富多彩的形式手法，形成了独具中国意味的绘画，它怪异的艺术精神和默示手法已成为东方艺术之代表，其艺术特征除了有“视觉艺术”的共性外，还浓缩了中国文化的精华，储藏着丰硕的文化精神。
    绘画在中国以艺术形式出现，始见于旗帜、服装、门板、墙壁及各种平面的绘饰之上。汉代以后，绘画艺术技法日臻成熟，一般厅堂、宫殿的内部更以壁画作为装饰，甚至到唐朝，寺庙几乎全以壁画作为壁饰，形成一种独特的绘画艺术。中国绘画的传统渊源流长，历数千年而不变，蔚为中外画史之奇。而且，这种传统的深刻与持久，随着时间推移，其内容和形式经由不竭的融汇、锤炼、积淀，愈益形成一种传统的伟力，愈益光鲜、精纯而独到。
    绘画与雕塑、建筑同为“视觉艺术”的三个主要类别。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无论是建筑、雕塑、绘画，凡是有高度代表性的艺术作品无不与佛教渊源深厚，其中，尤以佛教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东汉到六朝，佛教绘画不但成为整个中国艺术的主流，在六朝时候，凡从事绘画的艺术家几乎都能创作佛画，佛画已然是绘画艺术的中心。除此，享誉世界的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等石窟中的壁画，更为中国绘画史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根据《历代名画记》记载，在西安、洛阳两地就有数百幅绘有极乐世界、地狱变相图以及佛陀、菩萨、罗汉、力士等图像壁画。可惜，这类作品在今日中原的土地上已经荡然无存了，所幸在丝路途中的敦煌还保存了丰富的佛教壁画资料，因此可以说佛教绘画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绘画艺术。
    佛教起源于印度，佛教绘画当然也溯源于印度。印度佛教的传入是从西北陆路与西南海路，双方并进，绘画艺术输入的途径也完全相同。自汉以后，南朝与北朝，都很快地接受了佛教的绘画技法，各有发展，绘画与绢素，也都各极其妙。至隋唐时代，南北合流，融合了民族的传统，表现出优秀的佛教画风，在中国艺术史上，展现出中古时期光辉的成就。
    佛教画的初期，依据的多是印度传来的图样，到梁代的张僧繇，善画佛像，独出心裁，创立了“张家样”，佛像的中国化从他开始有了很好的发展，南北朝的后期有不少人学习他的画派。所谓“望其尘躅，有如周fL”，可见声望之隆，他用简练的笔墨绘画佛像，  <历代名画记》说他“笔才一二，而像已应焉。因材取之，今古独立。像人之妙，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可见佛教绘画对推进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印度原始的绘画与中国汉代以前的绘画，原是各自独立发展的，风格各异，并无相似之点，到东汉明帝时，佛像随佛教传入，这是见于中国文献记载的开始。晋袁宏《后汉记》    说：  “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日：西方有神，其名日佛，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问其道术，而图其形像焉。”《后汉书、西城传)的记载与此略同。传蔡懵于明帝永平初遣赴大月氏，至永平十一年（公元6 8年）偕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当时以白马驮经，及白毡裹释迦立像，因在洛阳城西雍关外，建立白马寺，并在寺中壁上作千乘万骑三匝绕塔图。  《魏书·释老志>说：  “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又说：  “明帝并令画工图佛，置清凉台显节陵上”。这是中国最初的佛像绘画，大概也是中国艺术家自作的佛教绘画。但在汉代，画家中以擅作佛像画著名的尚少，其后便渐渐有擅长佛画的画家出现，就现存的古代壁画看，我国西疆塔里木盆地、克子尔明屋佛洞壁画，是佛教自西方传来的通路，所遗留画风相似的壁画，到敦煌千佛洞北魏时期的作品，仍然具有印度佛教的风格。

    在魏晋南北朝时，唐代和明清等时期，先后受到佛教艺术和西方绘画艺术的影响。中国画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要求“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强调融化物我，创制意境，达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由于书画同源，以及两者在达意抒情上都和骨法用笔、线条运行有着紧密的联结，因此绘画同书法、篆刻相互影响，形成了显著的艺术特征。作画之工具材料为中国特制的笔、墨、纸、砚和绢素。近现代的中国画在继承传统和吸收外来技法上，有所突破和发展。已有善于佛教画的名画家，最早期的如东吴的曹不兴，西晋的张墨和卫协，相传都擅长佛画。曹不兴画的佛像，是根据康僧会传来的画像制作的。康僧会是西域康国人，相当于现在的中亚细亚萨马尔干地方，僧会来中国南方传教，同时带来了佛教画的样本。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连五十尺绢花一像，心敏手运，须叟立成，头面手足肩背，亡逮尺度，此其难也，曹不兴能之。”作大像的身体比
例，能很匀称，这是颇不容易的。曹不兴的画虽已失传，但他创作的画派，却传于后世。卫协生于西晋，当时有画圣之称，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孙畅之《述画>说：“卫协组七佛图，人物不敢点眼睛，想见其妙。东晋最有名的画家顾恺之，又是一位佛教画的能手，顾恺之画维摩诘像，光照一室，成为千古楷模。
    唐朝佛画更是盛极一时，空前繁荣，中国艺评家对吴道子、王维、周昉等名家推崇备至。当中吴道子绘制了数以百计的壁画，大都以佛教故事为主题，由于笔法强劲，气势壮阔，以笔奋扫，衣裙飞舞飘动，世人美称“吴带当风”。吴道子的画风，对后来人物画的影响很大。唐代中叶以来，佛教禅宗盛行，禅宗直指人心，提倡顿悟，轻视形式，不重佛像，佛画渐趋衰微。禅宗的超然襟怀、任运旷达的人生哲学、又最易和自然自在，萧疏清旷的山水融为一体。唐代大诗人、大画家王维，耽于禅悦、性喜山水。他的浓淡黑色的山水画，富有诗意，后人称之为“画中有诗”。他改变了中国以往传统山水画的风格，开创了超然洒脱，高远淡泊的画风，对后来中国画的发展影响很深。唐代佛画内容比过去更为丰富，色彩也比较绚烂，表现的境界也更为宽阔，在中国绘画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综观上述，中国历代画风深受佛教的影响，而佛经故事更是极大丰富了绘画的体裁。例如四川成都的大圣寺、九十六个院落，壁画有八千五百二十四间，佛、菩萨、罗汉、天王神像等数以万计。国内许许多多的佛教寺院成为绘画的竞技场，为画家挥洒提供了极好的舞台。河南洛阳的敬爱寺、四川成都的大圣慈寺，江苏镇江的甘露寺等，都是名家壁画荟萃的地方。历代名家多作寺院壁画，尤其在唐代，当时画家若被任命绘制寺院壁画，必被引为一生中的殊荣。唐以后的佛教画，虽然仍继续演变，但气魄的宏大与构图的复杂已不及唐时。画院的画家与文人画家，趋于山水花鸟的发展，重心已不在佛教画方面，至水墨画派兴起，佛像、菩萨像、罗汉像虽仍有画家去创作，但已在笔墨韵味上的要求和表现手法与唐代及其以前的佛教画也有所不同，更多地融合了中国传统的技法，逐渐不同于印度风格，而且由于画派的兴起，佛教绘画艺术逐渐影响山水、花鸟画的创作，绘画内容也转向山水花鸟，这样也就逐渐与佛教内容相脱离，逐渐变为追求美的纯艺术了。
    由此可见，佛教的绘画艺术，为中国人物绘画技巧创新与发展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并对中国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国古典艺术宝库中灿烂夺目的明珠，也是世界人类文化宝库中珍贵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