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车四个小时，再次从北京回到故乡内蒙古正蓝旗上都镇，第一站——元上都遗址。那是一个雨后的清晨，遗址已是一望无际的绿，金黄色的小花散落其间。草原就是这样，只要下雨，每一片土地都会公平地得到润泽，草场繁茂，牛羊肥壮，牧人平安。随着故乡十六载“申遗”路悠悠走过，我也逐渐清晰了这片儿时曾经奔跑、嬉戏的金莲遍布的草场，埋藏着一段恢弘的往事。

　　拨开迷雾般的历史，时间的源头来自远古时期，那时就已经有人类在此活动。而后的春秋战国起，众多北方民族都在此留下过生产、劳作的足迹。12世纪初，女真灭辽，建立金朝，在曷里浒川北岸建造桓州城，至公元1168年，金世宗完颜雍在选择营地时来到这里，看到“花色金黄，七瓣环绕其心，一茎数朵，若莲而小，六月盛开，一望遍地，金色灿然”，就再也难以前行，取“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将这里由“曷里浒东川”更名为“金莲川”，从此，这里成为金朝历代皇帝的避暑胜地。1211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南下攻金，“下金桓州，得其监马几百万匹，分属诸军，军事大振。”也是在这里，忽必烈广召天下名士，组成了著名的“金莲川幕府”，巩固了统治地位。此后，忽必烈命“幕府”的重要成员，谋士刘秉忠于此选择了“龙岗幡其阴、滦河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的地带，修筑城郭宫殿，取名“开平”，并于1259年建成，忽必烈以此为营，于1260年在此登上汗位，并以开平为都。

　　开平自建成以来成为塞北草原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成为蒙元文化的发源地。1263年，忽必烈下诏此地为都城，定名“上都”，与后来建成的大都，即今天的北京并立为元朝的两大都城。1271年，忽必烈取儒家经典《易经》中“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之义，定国号为“大元”。上都城成了忽必烈的定鼎之地，从此拉开了元朝统一全国的历史大幕。

　　从忽必烈起至元顺帝，元朝始终实行两都巡幸制度，每年春季皇帝率百官从大都赴上都，秋季再返回大都，元末明初僧人楚石的诗文“上都避暑频来往，飞鸟犹能识衮龙”即是历史的印证。其实这也符合蒙古族自古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在上都期间，皇帝继续处理朝政，并举行宴会、接待蒙古宗王和外国使节的朝觐，还进行狩猎、佛事、祭祀等活动。元代文人虞集在《贺丞相（贺胜）墓志铭》中写道：“世祖忽必烈建上都于金莲川，控引西北，东际辽海，南面而临制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在元朝十一个皇帝中，共有六个皇帝在此登基称帝，上都亦被称为“龙兴之地”。

　　诸事无常，元朝末年社会动荡、灾情不断，起义军攻入上都，焚毁城池，“宫阙殆尽，大王不复时幸”，元朝统治的基础在动摇，直至后来朱元璋的军队攻入大都，结束了元朝大一统的局面，上都城也日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从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如今的上都古城，只有城墙依稀可辨，城门、城内建筑毁坏后形成的高低不平的丘阜以及发现的当时的器物依旧存在，成为屹立在草原深处的珍贵历史文化遗存。

皇城佛教

　　在上都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回环形格局的古城中，发现了众多宫殿、楼阁、庙宇等建筑遗址。在元朝时期，疆域内种族、民族繁多，宗教信仰复杂，忽必烈在建元之初就推行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使信教者各安其教，并将各宗教的领袖集中在大都和上都，建立寺院庙观，给予优厚待遇和特权。据《元史》记载，上都内设有佛寺167座以及孔庙、道观、基督教堂等其他宗教建筑。站在上都遗址内，举目望去，会看到远处每座高一些的山丘之上都有一座凸起的类似敖包的石堆，这是当年的烽火台。直到今日，当地牧民依旧尊称为“兆奈曼苏默”，即108座寺庙之意。

　　当时，在各种宗教及其派系中，最受统治者重视的是佛教。为巩固中央与西藏的关系，加之蒙古的王公贵族多信奉藏传佛教，忽必烈提出“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确立“政教合一”的新政体，定藏传佛教为国教，西藏正式成为元朝的一个行省。

　　上都兴建的佛寺与都城的设计者刘秉忠有很大的关系。刘秉忠曾是一名僧侣，因此，佛寺的营造被作为都城计划的一部分便是自然的事情了。《上都华严寺碑》（《元文类》卷二一）中记载：“乾艮二隅，立二佛寺，曰乾元，曰龙光华严。”上都城还建有开元寺、八思巴帝师寺等，由此，上都的佛教寺院主要由以龙光华寺为代表的汉传佛教和以开元寺、帝师寺为代表的藏传佛教两部分构成。马可·波罗见证上都寺院的情景：“该国中有许多大寺院，它们的范围之大简直可以看成是一座小城市，一寺院中住着两千名以上的僧人。”

　　“院院翻经有咒僧，垂帘白昼点酥灯”这是元代诗人萨都剌在《上京杂咏》第五首中所写，描述元朝皇帝在上都举行佛事活动的场景，上都城兴建了大批佛教寺院，勤修佛事。上都见证了当时佛事活动之盛，佛教仪式、仪轨在这里得到充分的演绎和发展。13世纪那场著名的“佛道大辩论”就发生在这里。1258年，忽必烈亲自主持其中一场辩论，到会僧人300多人、道士200多人，还有200多名儒生和官员。从清晨辩论至黄昏，唇枪舌剑，最终以道士失败告终。按照事先的协议，参与辩论的17名道士被送到刚建成的大龙光华严寺脱袍去冠，削发为僧。这场辩论后，佛教地位显著提高，藏传佛教得到有力传播，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宗教辩论会。若离开了教育，宗教便很难传承。上都的佛教以自己的方式维系着自身的发展。在发现的元代喀喇沁旗上都路的道行碑中，证实了寺院教育是元代各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传承至今的，是元代从皇室到民间都会进行的祭祀敖包的习俗，时至今日，上都附近的牧民都会在夏天来临之际，带着祭品聚集至敖包参加祭祀，祭奠先祖，祈求风调雨顺、生活安康幸福。

马拉尔图庙

　　昔年的皇城寺院随着上都城的远去逐渐隐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今朝重访时，但见在上都镇北的育草站旁已经悄然屹立起一座藏红色寺院——马拉尔图寺。

　　这是寺院的蒙古语名称，藏语名系嘎丹丰吉灵庙，即“禧盛寺”。乾隆六年（1741年），寺院始建于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乾隆三十年（1765年），东迁至今太仆寺旗骆驼山南麓复建此寺，1941年再次东迁至此。寺院在修建后曾毁于战乱，“文革”时期一度成为储粮的仓库。

　　草原上的寺院不似京城的寺院，于暄闹中取静，这里的周边环境原本就安静。夜间下的一场雨使这里的草场、树林格外鲜亮，牛羊在小河边静静地汲水、食草，向北看去远方是一座座平缓的山峦，寺院就静静地立于其中。

　　该寺的兴建是应宗教界人士提案、广大信众的呼声及旗里发展的需要，于2008年9月举行仪式，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始动工修复。据说，寺院所在地正蓝旗在历史上曾有大小庙宇近30座，后相继被毁，唯此寺的部分建筑得以保存。经过旗政府、宗教界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努力，在近两年的时间内得以重建，于2010年7月9日举行了开光庆典，正式对外开放。

　　穿过灰黄色砖墙的山门，是一进宽阔的院落，钟楼、鼓楼分别立于中路两侧。径直向前，经两侧尚未开放的殿堂，就到了寺院的主殿——大雄宝殿。殿内外皆是典型的藏传佛教寺院设计，殿内中间供奉迦叶佛、释迦牟尼佛和弥勒佛，还有密宗佛像，两旁是十八罗汉像。正当我内心对一个问题还充满疑惑时，在殿的西侧，我发现了一个佛龛内供奉着十世班禅与十一世班禅的法相，院内的僧人早已燃灯供养，原来这里也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

　　轻轻地走出殿堂，这才发现在院落的东西侧各有两个小门，原来两侧还有院子，东边是正在建的僧人学堂、宿舍，西边院落内是一座高大、洁白的藏式覆钵塔，据这里负责施工的汪师傅讲，开始修复后在院内挖出四个类似镇宅的器物，一个装在白塔内，其他三个放于大雄宝殿内。

　　这位热情的汪师傅还向我们介绍起他所知道的，据他讲，山门和钟楼、鼓楼主体墙上的青砖都是原来留下的或是散落在寺院附近的，他们都捡拾回来垒砌在尽量多的地方，尽力保持着寺院的“原汁原味”。而这些发黄的青砖砌成的墙体的确也增加了沧桑、古朴之感。“这个寺院现在有10位蒙古族僧人。”正说着，汪师傅走近院子一角的一棵树下，接着说道：“看到这棵树了吧，这是在三年前还被大多数人‘判了死刑’的。”原来在几年前这颗孤零零的树几近干枯，修缮寺院时人们正要将树砍掉，在几位蒙古族僧人的极力阻止下方得幸存。如今，寺院已焕然一新，这颗不知在何年何月扎根于此的老树在僧人的照料下不仅存活了下来，这两年还在苍老的树干上不断生出了新的枝叶，可谓枝繁叶茂。远近的人们闻讯都为之高兴。

　　心中不由得升起对这顽强生命的景仰之情，听说许多草原人来到元上都遗址都会格外恭敬，向着先祖的遗存完成精神的礼遇。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拱手合十，对着寺院、朝着上都的方向顶礼。
　　
　　车子渐行渐远，再次回首遥望，上都遗址抑或是寺院都已随着我的远去融入了这茫茫草原。岁月沧桑，昔日辉煌如今已不复存在，而今朝也将只是时间长河中的一瞬，都会在成、坏、住、空中循环往复。唯这里的一砖、一瓦浸透了回忆，与这里缓缓流过的上都河水、与这里的草木天地一起，向朝它们走来的代代人们述说着这里的前生今世，也昭示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