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粟油画《斗鸡图》

　　布面 油画 1940年作 58×71cm

　　展览：“海粟老人书画展”， 香港大会堂高座8楼，1977年。

　　出版：《海粟老人书画》图p43，利孚洋行，1977年。

　　评论家柯灵先生曾说：“治白话文学史，不能无胡适、陈独秀；治新文学史，不能无鲁迅；治新电影史，不能无夏衍；治新美术史，不能无刘海粟。”而一场高水准的油画拍卖亦不能无刘海粟——他的精神、他的境界、他的技艺始终是中国美术史上最宏阔、最耀眼、最震撼的星云！

　　大师曾发愿：“一面尽力发掘我国艺术史固有之宝藏，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艺术，所以转旋历史之机运，冀将来拓一新局面”。在长达七十余年的创作与教学生涯里，刘海粟确实如此践行：他的创作力追八大、石涛，在上海美专设立中国画系，聘请黄宾虹、潘天寿等巨擘任课；他在两次欧游期间观摩学习西方艺术，接受西方现代新兴画派，尤其是后期印象派的塞尚、梵高、高更的影响；他摆脱了学院主义的束缚，提倡旅行写生，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矢力于中国油画民族化道路的开拓，将长久以来被禁锢的中国艺术家的思想解放开来——“艺术救国”于斯乃成！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中国军队的惨败使上海除租界外全部沦陷，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所谓“孤岛时期”，全民抗战已刻不容缓。1939年年末，刘海粟接受了印度尼西亚侨领范小石等人的邀请，在雅加达举办“中国现代名画筹赈展览会”，支援抗日。当地报刊报道：“由于刘大师人格与艺术伟大之感召，并由我侨能本踊跃输将之素衷，故此次筹赈，成绩斐然，相信能达国币十万元以上，刘大师与我侨救灾伟绩，诚不可没也。”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刘海粟随展览辗转印尼各地，创作了一大批作品。这些作品个性更为突出，具有独特风格的中西合璧的尝试更为普遍，热带景物的明媚光感和鲜艳色彩激发了他的灵感。《斗鸡图》即是他在巴厘岛上的写生之作。

　　和中国一样，斗鸡在印尼也是一项传统运动。刘海粟被二鸡相斗时惊心动魄的场面所震撼，出于对斗鸡“尚武精神”的欣赏而将抗日战争的时局带入情境。刘海粟深知“遗貌取神”的真谛，他的绘画绝不停留在对物象表面形似和细节模拟，而着重于思想感情与对象内在生命的融合。他以两只斗鸡的形象比喻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奋勇抵抗日军的中国人民，激励我国军民发扬斗鸡那样骁勇善战、誓死不屈的精神，抗战到底，直至胜利！

　　我们完全可以引用蔡元培在《介绍艺术家刘海粟》一文中的话赏析这幅作品：“刘君的艺术，是倾向于后期印象主义，他专喜描写外光；他的艺术，纯是直观自然而来，忠实地把对自然的感情描写出来；很深刻地把个性表现出来；所以他画面上的线条里、结构里、色调里，都充满着自然的情感。他的个性十分强烈，在他的作品里处处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于色彩和线条都有强烈的表现，色彩上常用极反照的两种调子互相结构起来，线条也总是很生动的样子。”如果说《斗鸡图》在对造型和色彩的表现上取法了塞尚，那么它浓厚的装饰风格、有力而单纯的概括、光与影的处理和创作灵感则更多的来源于高更。高更的画大多取材于南太平洋一个岛上纯朴原始的土人，刘海粟此时的题材亦是如此。而高更使用“纯色”来表现光线和阴影的配合的技法，在刘海粟的画中就成为了画布右上角一抹纯净清灵的蓝色，仿佛留白，又像是一种色调和肌理变化。在对草地和树叶的描绘上，画家采用以小笔触写点簇或短线的方法，平行并置，布排方式很有特点，既繁复又富装饰味，是“积”。而独具特点的书法性线条也开始得到较多的应用，例如远处树木的枝条，逸笔草草，完全是对中式笔墨的直接引用，是“写”。

　　事实上，《斗鸡图》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刘海粟后来极为精彩的泼彩技法之风，正是柳亚子所言“火一般的颜色”和“狂飙般的节奏”。刘海粟自称：“我研究过后期印象派、野兽派画家的红绿色之间的微妙关系，为泼彩提供了条件。”就此幅而言，兀然独立的对比色块显示了一种高度自信的审美情趣，与深厚的东方韵味——隐喻、象征等传统艺术概念交相辉映，预示着真正的“刘海粟品格”的确立。

　　正因如此，刘海粟对在南洋创作的这几件油画作品尤其是《斗鸡图》极为珍视，即使在1943年被日本特务押送回国，也一直随身携带。此件作品在此后的几次刘海粟重要展览上均被展出。1959年，刘海粟将此件作品寄赠给远在加拿大的女儿刘英伦珍藏。1977年，刘英伦夫妇将自己珍藏的包括此件《斗鸡图》在内的五十幅刘海粟油画、国画作品在香港展览并结集出版，得到了香港各界的热烈欢迎。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为画集亲自题写书名并作序，香港大学中文系罗忼烈教授作序并写长篇后记。

　　《斗鸡图》入乎西方绘画技巧之内，出乎传统绘画精神之外，绚烂隽永，格调高标，是刘海粟殿堂级作品之一。今现身西泠秋拍，弥足珍贵，君当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