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市南沙区文物所在区内黄阁镇的文物调查中发现一块清光绪三十一年的石碑，碑长2.6米，宽0.62米，阴文，全文约1600字。碑刻保存较好，仅少数字迹模糊。碑上刻同治、光绪年间番禺、香山两县府对乌洲岗(今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一处沙田诉讼案处理的“出示”,即今天的政府公告。古碑全文如下（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

　　

    钦加同知衔、署番禺县事、准调潮阳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柴，钦加同知衔、办理番禺清佃分局委员、辅用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赵，钦加同知衔、办理香山清佃分局委员、辅用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杨，钦加同知衔、署理香山县事、辅用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柴为给示勒石。 

 

　　事案奉清佃总局宪札开、奉署理两广总督部堂岑批，据香山县武生麦国名等禀称，窃生等乌洲冈北田垣迭被沙棍梁明荣等祖孙父子诡名伪捏控争一案：生查上年据清丈委员丈量，乌洲冈东西南北连海心沙等处田垣共一百一十顷余。而乌洲冈北侧东侧实系税田五十三顷三十余亩。又承开附近土名乌洲北东侧海心沙税田五顷七十余亩，均经先后领换  照，收执归户输粮。嗣因开科筑围资本不敷，除分卖与潘、邬、崔、王、伍、苏等姓承受外，现存实税田二十余顷，久经批耕营业无异。乃梁明荣等数十年先后伪捏控争，伪照图占。于同治年间经胡前番禺县勘讯，确系坐落香山，为麦、李、张、陈各姓承开税业，已无疑义。洞悉梁奇略等祖孙父子先后控争，尽属伪捏情弊。并查案经番禺徐前县详奉将案注销。迨后复经前开署县杨令文骏会同委员查案，禀奉批准注销，立案不行。自此相安数年。而沙棍习闻报效之说，遂将案尝试请半充公，以为缠讼地步。于光绪二十六年施前广府奉查详覆清佃总局，均蒙明晰详报有案，声叙奉李前督宪批：该沙棍梁明荣习闻报效之说，遂起觊觎之念，将远年久结之案、向来无据之田混乱称已业，以半价充公为词，希图耸听。实属利令智昏，可恶已极。所有梁明荣等上控之案应准注销，立案不行。抱告梁有定一名，由县酌加责儆，以示惩戒等。因迭经列宪洞悉其奸，自应敛迹。无奈恶等愍不畏法，仍敢抹杀前案，砌词复控，希图死灰复燃，蒙批沙棍以报效为名，图翻旧案。仰兄宪台明察秋毫，洞悉瘕结，生等感戴良深，饬番、香二县会委查勘明白。经禀复，原告梁明荣屡传不到，差传亦无其人。详请将案注销，仍请立案不行。如有翻控，请准押抱告下县，勒交梁明荣正身到案，以儆刁妄等。因蒙宪台批准，饬县遵照在案。生等得聆之下，感激莫名。复思沙棍变换百端，且愍不畏法，生等被伊妄控，苦累数十年受屈，旋结旋翻，为祸不知胡底，深恐日久死灰复燃，迫得绘图，联叩崇辕，伏乞俯准檄行饬番、香二县，将奉行注销出示俾业户泐石遵守，以杜沙棍诪张为患；计粘抄绘图保领各一纸等情奉批。案已批准注销，所请出示泐石之处，应否照准，仰清佃总局核明饬遵办理。粘抄绘图保领并发等因印发下局，奉此查此案。昨据梁明荣复赴督宪衙门，据禀奉批勒保，交出押发下县，究明梁明荣实在名姓，及如何受人唆使；彻审据业禀办，毋任诪张为幻（患）。等因业经转行番禺县遵照办理在案，今该生麦国名等所请，出示泐石之处应否照准奉批。前因除札番禺县局外，合就札饬札县即便遵照会同核明办理。具□毋达等因到县，奉此当以本案前经会委前往勘丈乌洲冈沙坦，差传原告梁明荣避匿不到，无从勘讯查案。会衔禀奉大宪批准，将案注销，并差拘梁明荣正身到案究办。是本案业已注销，所有乌洲田垣自应归还麦、李、张等姓,凭契执照营业。该武生麦国名等禀请将奉行注销缘由出示泐石，系为思患预防起见，自应照准。即经会衔禀请，准予给示泐石，永远遵守。

　　

     现奉囗囗囗宪札奉   两院宪批准如禀，准予给示泐石遵守。一面差传梁明荣正身到案究办等因，除饬差拘究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谕该处军民人等知悉：尔等须知，乌洲冈田垣一案，缠讼数十年，旋结旋翻。前经会委到沙勘丈，差传原告梁明荣避匿不到，显系捏控混争，即经查案会衔禀奉大宪批准，将案注销，立案不行。一面差拘梁明荣正身到案究办。所有乌洲冈东西南北连海心沙等处田垣共一百一十顷零，皆属香山界内田垣，自应归还麦、李、张、陈各姓，凭契执照营业，给示泐石，永远遵守。倘附近土毫（豪）沙棍再有捏控混争情事计，即指名禀赴本局、县、委员，以凭严拘究办，决不殆宽。各宜禀遵毋违。特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十一日示

　　　　　　　　　　　　　　

　　碑文的价值是多方面的：首先，乌洲岗沙田产权争夺案涉及沙田百余顷，案值利益巨大，是当时比较重要的一个案子，案件几上几下。上有两广总督李瀚章、岑春煊的批示，下有施、徐、杨等8名广州府、番禺县、香山县级官员直接参与处理。其判决是经省、府、县三级五次审理才得以最终定案。其次，这块碑石是由胜诉一方申请，由官府批准，将本案审理过程和最终判决刻在碑上公示的。排除胜诉一方明显的目的外；官方的用意也非常明确：此案事关当地沙田生产秩序，刻碑可以起到广而告之的作用，减少类似沙田产权争端。再次，这起案件从同治时闹起，纠缠争讼直到光绪末年。虽按此最终“出示”的描述，在每次争讼中省、府、县三级官府意见都是一致的，但从失败一方坚持不渝，多次抗告上诉来看，其案子在发展中可能存在着不确定性。应注意到获胜的麦、李、张、陈各姓除其他证据外，他们还是这里的大姓之族（直到今天仍是这种情况），其代表也是香山县武生这样有功名的人。因此其可信度在当时明显高于不敢直接出面而仅由“抱告”来对质公堂的对方，其证据也较多得到官府的采纳。

　　

    又次，失败方的梁氏似不是当地人。他们在控告中使出多种手段，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使案件五上五下，多次重审。先是用“伪照图占”等办法，后又使出“杀手锏”，自愿上交所诉沙田一半为“报效”，以争取官府支持。（案：“报效”是清代的新式工商企业因各种原因，“自愿”向官府上交财税甚至于财产的一种行为，是晚清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但他们的“死穴”在于他们不愿（敢？）出庭，而是由“抱告”出面来打官司。（案：在清代民事诉讼中，官吏、生监、老幼废疾及妇女为原、被告时，非用“抱告”呈诉官府不予受理是各地通行的惯例。抱告一般为原、被告的亲属或雇工。抱告一般代原、被告呈递诉状，有时亦代原、被告赴公堂对审。）主讼人的多次缺位被对方紧紧抓住，成为官府质疑其诚信，不采纳其证据的重要原因。

　　

    可见该碑不但是研究晚清广州南部沙田开发和产权争夺的第一手资料，而且碑文中展示了晚清司法的“抱告”和沙田业主向政府的“报效”的具体情况，为研究提供了不多见的鲜活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