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咱遗址地处滇西北，位于迪庆州维西县巴迪乡真朴村者阶自然村东。遗址为澜沧江西岸的一座独立小山，当地人称“宗咱”或“瓦口”，“宗咱”藏语意为“下边的城堡”。遗址所处山体北面为临江悬崖，东、南、西三面有明显坡度，紧邻澜沧江，居高临下，地势险要。2013年9月至12月，为配合里底水电站工程建设，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完成宗咱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1600平方米，清理出石砌房基16座、大小石墙45道、石沟1条、灰坑1座；出土了大量陶片及动物骨骼，发现陶器、石器、骨器等标本560余件。
　　
　　遗址文化层堆积较为深厚，深度多在1～2米左右，最深处可达4.5米。临江台地的T2探方，为古代倾倒生活垃圾所致，堆积层厚达4.5米，从上到下可分为9层，每层均包含有大量陶片及动物骨骼，陶器器型变化明显，为确定遗址年代序列提供了有力的地层证据。遗址顶部及东部文化层堆积均较为深厚，深度多在2米左右，且包含物丰富。遗址西南部坡度较大，堆积略薄。
　　
　　遗迹均采用石块垒砌。房屋可分为两排，分别分布于山顶及山腰，每排皆环绕山体呈弧形分布，总体排列有序，布局严谨。房屋平面形状为方形，长宽均在5米左右，采用石块垒砌，垒砌规整，石缝之间有粘土粘接。部分房屋保存较好，石墙高度达1.8米。房屋依山而建，墙体垒筑于斜坡上。部分房屋的建造方式为四面墙体分四次垒砌，一次垒筑一面墙体。两面墙体相接的拐角处有错位，两墙石块无交叠。靠近房屋石墙的底面上分布有石板，应为柱础石。房屋内均没有发现明显的门道。房屋底面铺垫有黄土，屋内地面没有发现灶坑。
　　
　　石墙可分为护坡墙、围墙及房屋残墙。护坡墙一般为单面垒砌，大多环绕山体沿等高线分布，从山腰到山顶有多道石墙分布，部分护坡墙互有交叉。遗址东南角护坡墙保存较好，呈三层台阶状递升至山顶，层层内收，每层高1米。遗址东部发现的外围石墙构筑规整，双层垒砌，宽度可达1.4米，石缝之间有坚硬的粘土粘接。该石墙中部拐角处垒砌有方形垒石加固。部分护坡墙保存高度可达1.7米。残缺石墙可能为残存房屋。遗址内发现有石沟一道，开口于④层下，长约6米，以较为光滑的圆石垒砌，沟宽45～60厘米、深35～40厘米，为遗址早期遗迹。
　　
　　遗址所处小山地势险要、临近澜沧江；遗址内石墙层层环绕，房屋依山而建、居高临下，布局严谨有序。据此判断，宗咱遗址是一座具有明显军事防御性质的城堡遗址。
　　
　　遗址出土大量陶器残片。陶片大多为夹砂灰陶及红褐陶，发现少量磨光泥质红陶及黑陶。纹饰以素面居多，其次有绳纹、划纹、附加堆纹及戳印纹。器底较小，多有麻布纹及叶脉纹。陶器多在耳部贴塑、刻划、戳印纹饰，常见乳钉、“八”形、“M”形纹饰。遗址上层多带耳陶器，器物以折沿陶釜、耳上带乳钉的大宽耳罐为典型；下层陶器以大侈口、颈部略长的罐为典型。上层陶器耳部装饰繁多，或与石棺葬文化联系较为紧密。遗址下层不见带耳陶器，颈部略长的大侈口罐在周边区域尚无对比材料，有望将该区域的文化序列向前推进。
　　
　　遗址出土陶器、石器、骨器、铁器等标本560余件。陶器主要有陶罐、纺轮、管状网坠，石器有石刀、石镞、石斧、石锛、砺石，骨器有骨锥、骨针、骨镞、骨管，同时发现少量铁爪镰及铜钱。遗址上层出土的亚腰形打制石刀在云南并不多见，甘肃永靖张家咀、姬家川、莲花台的辛店文化遗址中出土有相同型式的石刀。石镞出土数量较多，有细长的尖锥形和宽扁的柳叶形两种，与德钦纳古石棺墓出土石镞相同。骨器多为骨锥及骨管，骨锥大多采用动物肢骨或碎骨将一段磨尖，骨管磨制精细，长度在4～8厘米之间。遗址上层发现一枚西汉三官五铢钱，在滇西北尚属首次发现，不仅为判断遗址年代提供了参考依据，更有力证实了汉代时期维西与内地间的密切联系。
　　
　　根据出土遗物初步判断遗址年代跨度为西周至汉代（距今3000～1800年），遗址内大量的石砌建筑属于汉代。滇西北地区开展的考古发掘活动较少，各种文化面貌尚不清晰。此次发掘的宗咱遗址堆积深厚、出土物丰富、石砌遗迹特色鲜明，为澜沧江上游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提供了新资料。遗址内出土大量动物骨骼，种类极为丰富，涉及牛、羊、熊、鹿、猴、獐、狗、猪等动物。通过采样浮选，在遗址土样内发现多种炭化果核及粮食种子，这更加丰富了我们对滇西北古代农业发展的认识。
　　
　　鉴于宗咱遗址的重要性，相关部门正在研究保护方案，将水库淹没线以上的遗址加以保护，以利于今后的展示利用。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朱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