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 (1860-1938)行书纸本 立轴143×75cm
民主自由让社会进步,也让艺术更为纯粹。当艺术变得纯粹,书法变得自由的时候,发展繁荣是大势所趋,可以说民国书坛真正称得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民国时期,短短30 多年,却是一个思想高度碰撞的时期,好比春秋战国时期的“轴心时代”。对于中国而言,它既包涵了社会的变革,也蕴育了思想文化的变迁。民国的书坛俊彩星驰,绚烂夺目,名家辈出。对于民主自由的追求也体现在这时期的书风中,各家书法面目迥异,对书法趣味的追求也更加自由独立。
推翻封建王朝带来的社会变革会促使整体思想文化的革新,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浪潮即是证明。但书法方面的思想解放会稍早,清末“馆阁体”带来的“以字取士”的禁锢在科举废止的时候被打破,孕育了近百年的清代碑学书潮,破茧而出,终于有了一片自由发展的天地。
考古发现的诸如殷墟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敦煌写经以及楚简、汉晋简札残纸以及各类墓志碑碣等给了书家前所未有的见识。这些年代久远、失传千年的书体, 大大刺激了民国书家追求自由和个性的热情。社会的动荡使得许多名迹法帖由秘藏进入市场交易,当时的学人、新贵有机会得见原迹,收入书匣。同时,清末传入中国的西方照相及印刷技术也为书家们提供了便利——过去难得一见的古代书法名迹, 可以大量翻印,更为逼真地呈现在人们眼前。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优秀的范本和丰富的资料,这不仅使研习书法的人数陡增,也大大提高了人们的学书兴趣,促进了书法艺术的普及和民国书坛的繁荣。
郑孝胥、沈曾植、康有为、吴昌硕、陈宝琛、谭延闿、吴敬恒等前清遗贤学识广博,是民国初年书坛的主力。康有为的书法理论著作《广艺舟双楫》, 是继包世臣之后力倡碑学的巨制, 其深远影响延续至今。吴昌硕凭借其诗书画印全面的能力,于海上独树一帜,成为海派巨擘。康、吴二氏就得益于对“碑”的钻研而有新的面貌,但另有一些遗贤坚守他们帖学的主张,诸如陈宝琛、张元济、章梫等。他们的书法虽少有奇构,但却不同于死板的“馆阁书”。碑、帖同参的遗贤多是深谙中庸之道的人,郑孝胥即是其中代表。郑孝胥以遗老自居,擅长行书,取径欧阳询及苏轼,又得力于北魏碑版,作书字势偏长而苍劲朴茂,形成一种清刚、遒劲、凝炼的风格。沙孟海评其书“有精悍之色,松秀之趣”。不同的审美趣味会造就各异的书法风格,这也为民国书法的绚烂自由奠定了基础。
民国历时虽短,但书坛人才济济,名家辈出。胡汉民、李叔同、王福庵、于右任、溥儒、马一浮、谢无量、张大千等才气纵横的后起之秀相继崛起,这些人在碑、帖间游走,各自展现出独特的面貌。于右任,醉心草书,与王世镗、刘延涛等人,发起成立了“标准草书社”,倡导“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标准草书”理想。于字沉雄朴厚,熔小草书与北碑于一炉,为碑帖的融合开辟了新的发展思路。
民国书家除开部分画家外,或为民军政要员,在政坛上可以呼风唤雨;或为文化名流,在学术上卓有建树。他们多视书法为小技余事,但时事造就了他们的传奇经历和开阔视野,奇人自有不凡的气度和博大的胸怀,因而他们的书法是从容而自由的,这就是真正的“民国范儿”。康有为、梁启超、李叔同、马一浮等人学贯中西,他们的字里透露出一种不同前代,更具性情的书卷气,这是思想自由的外化。书画同源,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等对金石、书画、诗文无不精通,更宽的艺术视角,给他们的书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也让民国的整体书风更加绚烂多彩。
民主自由让社会进步,也让艺术更为纯粹。当艺术变得纯粹,书法变得自由的时候,发展繁荣是大势所趋,可以说民国书坛真正称得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于右任 (1879-1964)楷书七言诗纸本 立轴230×6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