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和关山月美术馆、深圳雕塑院等合办的2007年首期“四方沙龙”昨日邀请到著名学者、电视策划人王鲁湘来深讲演。他围绕着“50年代中国山水画为什么会走向写生”的主题做了一次深入浅出的学术讲座，并回答了观众的提问。他认为，上世纪50年代是中国山水画命运生死攸关的关键时期，是著名画家李可染等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大力推动写生，令中国山水画柳暗花明。

    中国山水画的存废之争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鲁湘先生曾经在北大专攻美术，多年来在美术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也是著名画家李可染基金会的秘书长，不仅接触李可染作品的机会多，而且有机会聆听李可染夫人邹佩珠女士回忆李可染生前的往事，对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山水画的存废之争做过专门的研究。他说，建国之初，中国文化界发生过一次中国画是否可以改造的大讨论，中国画一度面临厄运，作为自由职业的中国画家突然没了饭碗，甚至美术院校也取消了中国画专业——中央美院的李可染改教水彩，叶浅予教人物速写，李苦禅则去看大门。对此，不同文化立场的人表现出三种立场：或膜拜、或鄙弃、或改良。李可染、张仃及罗铭等人坚决站在改良一边，他们承认山水画的历史属性，提出了改造的具体方法，就是直接面对社会和自然，通过外出写生的办法走出一条新路。

    国画之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从元代开始，中国文人画的主流不主张写生，以模仿为荣，主张写生的画家基本上处于边缘位置，如清初石涛等四大高僧画家，以致明清中国画几乎全是仿品。李可染认为，传统国画家为了强调主观的“逸气”，不惜牺牲了客观的“形似”，中国画几乎进了形式主义的牢笼，中国画作家创新的冲动几乎为此窒息，李可染因此认为，跳出形式主义牢笼的不二法门就是写生。为了实现对传统中国画的改造，李可染、张仃及罗铭等人1954年专门到江南写生。在此之前，中国山水画过去从来没有写生的概念，写生仅仅出现在花鸟画中，而不是针对山水和人物的概念，因为传统的山水画作者过去画山水习惯于饱游默看，把自然风景牢记在心，回家后根据总体印象画山水，具体景观并不能一一对应。为了这次写生，李可染还发明了方便写生的画夹等物。这次写生是在实验状态下的大胆冒险。1954年9月，李可染的60余幅写生作品、张仃及罗铭各20余幅写生作品在北海公园正式办画展，对中国画持不同立场的代表人物几乎全部到场，改造后的中国山水画得到了充分肯定。

   不必匆匆忙忙“走出写生”

   王鲁湘先生认为，写生是造型艺术的基本功。现在几乎所有的山水画家都在探讨如何“走出写生”，究其动机，无非是想在图式创新上独树一帜尽快形成自己的符号识别系统。实际上，多年来写实主义的写生手法如今形成了新的千人一面。写生解决了作品缺乏活力等特征，但传统山水画应该是丰富意象的集合，体现一种宏大的文化气派，而这在中国画的写生中是不容易找到的。其实，李可染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意识到这一点，他此后画的山水画特别注意意境的营造。王鲁湘先生认为，中国画的图像思维是有限的。中国的山水画家“走入写生”尚要一个过程，不必匆匆忙忙谈论如何“走出写生”，因为写生应该是拯救美术活力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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