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山八友”瓷艺作品鉴定（6）-河南收藏网

刘氏20世纪50-60年代的作品，好用“竹”字印，王锡良先生曾问何故，刘曰：“吾好竹，竹字写成印章好看，就此而已。”曾有人对此不知，错认“雨”字，此印与刘氏姓氏无关。

刘雨岑先后用过“刘玉城、刘雨城、刘雨岑”三个名字。从其作品分析和其子刘平先生回忆，“刘玉成”是刘氏父母所取原名，主要用于就读江西省立甲种陶瓷工业学校之前和就读期间；陶校毕业后到景德镇画瓷初期用“刘雨城”；20世纪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并用“刘雨城、刘雨岑”：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末期，只用“刘雨岑”。把握刘氏姓名沿用的年代，在鉴定其作品时，是断代的重要依据。

四、“珠山八友”瓷画的辨伪与识真

瓷器造假，自古有之，民国尤盛。不仅前朝瓷器皆在仿造之列，同时期“珠山八友”等名家亦不能幸免，因此八友存世作品精粗并存，真假混杂。就赝品而言，有民国时期的老仿瓷和现代的新仿瓷。老仿“珠山八友”瓷，多是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之间出现的，这些仿品与“珠山八友”在同一个时期。老仿瓷的鉴定难度相对来说大一些，主要原因是胎质和釉色同样具有民国时期陶瓷的特点，而且品相又陈旧，少有疑点，容易迷惑人。老仿瓷多是八友当年的徒弟及其追随者所为，笔者所见其作伪形式，有以下几种类别：一是当年的代笔之作，二是抄袭模仿之作，三是刻意假造之作，四是主观臆造之作。下面就老仿瓷的造假手法和甄别要点作些分析。

代笔之作是指非八友亲笔所为，但却是八友所认同之人的作品。民国时期由于“珠山八友”的艺术成就和名气颇大，贵戚权门，商贾雅士，对“珠山八友”瓷画作品趋之若鹜。他们的瓷画作品很有市场，八友成员不仅结社互助，有的还自开画瓷店，谋求发达。他们一边勤干画瓷器，一边带徒授艺，多数弟子在随师学艺并具有一定水准之后，也帮师傅做些摹稿、填色之事，甚至参与和帮助师傅完成应求之作。此种现象是中国几百年来师徒传艺的惯例，在民国时期较为普遍。代笔之作一般是门徒按师傅的画稿临绘后，由师傅修改匡正，并亲题款识而完成的。严格来讲代笔之作不是仿品，如汪野亭的墨彩瓷板画《一帆风雨裹》，该画的山石画法正如画上诗中所题，摹宋代米芾之法，以点代皴，层层积染，汪氏不曾以这种皴法画山石。笔者就此幅作品与汪氏之女、著名瓷画家汪桂英作过深入探讨和精心比对，其稚拙生硬的笔法和墨色的运用与汪氏风格迥异，但从题字笔法分析，该瓷板画的落款属汪氏所书无疑(图15)。像此类非八友亲手所画而又有真落款的传世作品有一定数量。

模仿抄袭之作，多是八友身边诸人所为。有的临摹抄袭，只是借师傅之影响，谋求生计。这种徒弟模仿和搬抄师傅作品的现象，在民国并不鲜见，徒弟模仿和搬抄师傅作品不仅布局、章法相似，而且笔墨特点也透出师傅风格。模仿搬抄之作，只是像八友的笔墨面貌而已。有的则明确写清仿某某人笔法等题款，与有意复制的赝品还是有区别。如王琦弟子邓必诏所画粉彩瓷板画《赤壁扦怀》，其内容、构图、章法，都与王琦1931年所作粉彩瓷板画《秋山赏月图》相似，该画上也有“南州邓必诏仿师王琦画室”之题款，以示模仿师傅之作(图16)。但也有些不敬之徒，会以抄袭模仿之法盗名欺世。

故意假造之作，是指以临摹、复制手段追求酷似，以假当真，谋取利益的赝品。民国时期造假的赝品没有现在的多，手段也没有现在的狡诈恶劣。但由于距今有一定的年代，并且胎釉、料色等都同样具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容易让人坠入彀中，此种现象是鉴定老仿瓷应该加以注意的。老仿瓷中以原作为蓝本刻意假造之作较少，因为当时真品同时存在，此类赝品难以牟取利益。而且民国时期，有的名家为防范别人复制和抄袭自己的作品，在入窑之前多以煤油涂抹画面，使别人不得见其真面目，开窑之时则亲自去取，不给仿制抄袭者偷窥的机会。

主观臆造之作，是指在绘画风格、笔墨技巧上学得一些八友画法，并根据一些参考资料而任意画出来的八友作品。由于臆造者水平不同，仿真程度也有区别。一般臆造作品，由于仿造者功力不足，作品“马脚”较多，真假易辨，在当时市场价格也低，符合了一些附庸风雅而购买力水平又较低者的需要。稍微有点水平的臆造之作，多为“红店”所为，民国时期有的“红店”，公然挂牌可订购八友之作。这些臆造之作，也只是整体看上去有些像，只要从内容、构图、笔墨、色调、绘画技巧、题款等方面稍作甄别，也是漏洞百出。而民国时期有些*古之人乐于购买，并精心收藏，导致某些仿品流传至今，造成鱼目混珠之现象。

另外，老仿瓷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画面没有题款，只有印章，或只题穷款。目前市面上没有题款只有印章的赝品，以王琦作品为多。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王琦早期确有少量不题款的作品，造假之人想借此混水摸鱼；二是王琦书法功力深厚，常以草书题款，仿造难度大，容易露出“马脚”。只落穷款的展品，以冒程意亭、刘雨岑作品为多。仿造者抓住他们有落穷款的经历，旨在回避其题款仿造难。“珠山八友”无题款或落穷款的作品极少，此类赝品一般来说胎釉、画面都很像，鉴定时要着重从绘画风格、笔墨(料)特征等方面人手，厘定真伪。

民国时期，凡名家之作都有仿制，由于造假者水平的高下不一，无论以哪一种手法仿造的赝品，都存在明显的差别，下面试举两例。

如署名王琦的粉彩瓷板画《久炼金丹》，从作品的胎釉、品相等方面看，属民国时期并无疑虑。乍看画面也很像，但从王琦画人物的笔墨技巧方面去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衣纹勾勒和填色与王琦真迹相比(参见书中157页—237页作品)，勾线生硬做作，染色单薄平板，缺乏厚重感，少阴阳层次变化，特别是染色之后的点虱之法，不随阴阳层次而变，徒有形式，不得要领。再从题字等其他方面，也能看出破绽(图17)。

又如现存于某博物馆、署名为邓碧珊的粉彩瓷板画《清白传家》(图1 8)，从作品的胎釉和品相等方面来看，出于民国时期并无疑虑。画面也是水藻一簇，游鱼两条。再加上数点浮萍，其形趣与邓氏之作似乎没多大的差别，但细窥水藻的画法就能看出不少疑点：一是水藻穿插的勾描平均，勾描少复笔，没有重叠层次，起落笔法的笔韵，也与邓氏有别；二是邓氏水藻的染色，是在施有玻璃白的粉底上进行多次积染，浓淡层次丰富，有厚重感；三是邓氏水藻的染色有冷暖变化，一般在水藻的密集处或中心位置绿色沉着，至边沿部位则由深绿渐次为草绿或赭绿，而此作绿色单薄，冷艳得无变化。况且此作水藻染色时玻璃白打底淡薄，故染色层次少，颜色艳丽飘浮，少厚重感。作品画于丙寅年(1926年)，而20世纪20年代后期，正是邓氏画鱼藻最成熟的时期，与同时期其他作品相比(参见书中97页一117页邓氏作品)，差异显而易见。再看鱼的画法，也存在破绽，题字也欠相似。

新中国成立以来，前30年仿“珠山八友”瓷几乎没有。究其原因：一是随着旧政权的倒台，造假之恶习在打击和荡涤之列；二是尚古之风为那个时代所不容，造假之作无立足之市场，缺少经济价值；三是部分八友成员尚在，他们的作品也从迎合达官贵人的收藏需求，转向歌颂和反映如火如茶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仿旧不合时宜。新仿“珠山八友”瓷的产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收藏之风逐日兴起，新仿“珠山八友”瓷也就越来越多。一是崇古怀旧、赏玩收藏之风开始抬头，市场需求逐渐升温；二是随着建国后对“四旧”的荡涤和扫除，特别是通过“文革”十年的洗劫，民国之物难以寻觅，收藏的升值空间大；三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技术、市场等各方面，都给仿造者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据笔者了解，新仿瓷的作伪手段有复制、移植、合造、臆造等多种，下面试作分析。

复制造假是指造假之徒以“克隆”形式，有意识、有套路地如法炮制八友瓷画赝品的行为，旨在牟取暴利。新仿“珠山八友”瓷中复制的赝品有两类：一类是以真品实物为蓝本复制的，另一类是以印刷品为蓝本复制的。以真品实物为蓝本的复制品，其大小尺寸与母本一致，画面构图、内容、笔法、题款、印章均为母本之翻版，此类赝品，出于圈内人和以此买卖为业的高手，造假者往往持有真迹，但秘不示人，让高手以实物为蓝本揣摩演练，悉心描摹。由于是近距离对实物的复制，因此笔法、色调、题款、品相等各方面，几可达到乱真的地步，在母本原作不露面，一真一赝不存在对比的情况下，叫人很难看出破绽。鉴定此类复制品时，要尽可能多看原作者实物、图书资料等。八友作品有个特点，就是同一题材、同一画面往往在同时期会有相类者。如王大凡的粉彩瓷板画《闻鸡起舞》，由于市场需求，作者在同时期将该作品画过多幅，刻意造假者即使将原作秘不示人，鉴定者在辨别时，也可找到同时期同类作品当鉴定的标准器，这就要求鉴定者眼界宽阔，用更多精力去揣摩研究。此类以实物为蓝本造假的赝品，以小件为多，瓶类和瓷板类也有。

另一类赝品是以印刷品为蓝本复制的，相当于古代书画技法传授中的“对临”。因为近些年出版的书籍较多，给造假者提供了复制的资料。以印刷品为蓝本的复制，多为一般仿制者所为，水平不尽相同，但总体水平不高，仿品与原作有些许差异。如以印刷品为蓝本仿制的何许人“雪景”瓷板画(图19)，该真品的收藏者，是香港收藏家胡尚德先生。真品笔法磊落，墨色秀泽，填色粉润，雪色晶莹，雪雾无色却层次微妙而仿制品笔法粗糙，玻璃白堆填较厚，浓淡轻重少层次，且题款之字体形意不足……诸如此类仿制品，鉴赏者不但从品相特征等方面可以看出破绽，稍有研究者，对真迹的藏处及相关信息也会知道，查找对比之后，容易找出赝品与真品的差异。

移植手法造作的赝品，是指将此器形上的画面移植到彼器形上。画面、题字、款式等均以高仿手法移植搬弄，一般来说，多是将琢器上的画面移植到瓷板上。“珠山八友”喜*在民国典型的四方琮式瓶上合作画瓷，从局部来看，每人一面，海面一幅，如同瓷板画的组合。造假者将四方瓶的画面移植到瓷板上，这样伪造既便利又酷似。移植手法仿瓷，一般不会将瓷板画等平面类画面移植到琢器(非平面性)上，因为在移植的过程中，依器变化的转移摹写难度较高，首先在谋篇布局上就会出现生硬和牵强，此类赝品在画面章法上容易出现破绽。

合造手法造作的赝品，是造假者在收集被仿造者一定数量的作品之后，根据市场需要而进行画面的肢解组合，以拼接合造的手法，“创作”出酷似八友的作品。这类仿品有些是将八友的单幅瓷板画，拼接组合到具有瓷板画特点的四方琮式瓶上，因为八友在四方瓶上的合作画瓷，都是各画一面。还有一种拼接组合的赝品，就是在多个画幅中选取一些局部，重新变化组合在一个新的画面中。这种拼接合造，多出现附会牵强，稍有鉴定能力的人一看便知。也有仿造水准较高者，如果鉴赏者资料不全，眼界不宽，就如坠云雾，难以厘定显晦，这类仿品要从构图风格、绘画语言等多方面来分析。

近些年以主观臆造手法造作出来的赝品，和民国时期手法基本相仿，是一些在绘画风格、笔墨技巧上学得一些“珠山八友”的画法，而大肆臆造出来的作品。此类仿品乍看有几分像，但经不起仔细推敲，一般古玩市场上这类作品很多，由于臆造者水平的高低不同，仿真程度也有区别，市场价格也不一样。如仿汪野亭山水瓷板画(图20)，画面山石依势布形，错落有致，平湖小桥，策驴寻幽，另有野趣，画面树木的勾勒点染以及用色都有几分门道，但稍作细看，差别立辨。有点水平的主观臆造之作，还是有一定市场，它满足了一些不同层次人的追风逐雅。还有些主观臆造的仿品，并不以假充真，明确写上仿某某画法之类的题款，模仿者本来就是作仿制品，卖给一般好古者雅玩而已。

另外，新仿瓷还有几种现象值得注意。一是老胎新仿，因为民国时期的老胎在景德镇还能找到少许，高仿以此做假，其胎釉与民国时期的真品无异，而且模仿得逼真，画面还做旧，此种现象特别值得收藏者警惕。二是有些高仿品，有意在题款处磨掉部分词句或受画者的姓名等，制造该作品历经“文革”劫后余生的假相，让人信以为真。当今仿“珠山八友”作品者分工很细，有制胎釉的，有画瓷的，有题字的，有做旧的，可谓术业有专攻。而且造假者中，有些画瓷或题字者，专学某家某人，仿造几乎达到乱真的程度，目的亦是为了牟取暴利。但是只要鉴定者深入研究，精心对比，在分析真品与仿品之别时便可发现，无论仿品以什么形式以及如何高妙的手段出现，均与原作存在差异，特别是绘画功力和书法功力上的差异。

新仿“珠山八友”瓷，多是近些年所为，在辨别时首先应从胎质、釉色着眼。因为新仿品的胎质和釉色与老的瓷器总是有距离。其次是掌握原作者绘画技巧及风格，要细致分析其笔墨(料)特征。一般仿者多是画得僵硬，高手也难有意在笔先的洒脱。名家笔墨十几年苦练得来，绝非一般之人一朝一夕能刻意求得。画面题字较多者，尤能看出破绽，因为书法摹其形而难得其神，如王琦、王大凡等人瓷画题字较多，书体属行草一类，别具个性，仿品由于笔法生硬，字体笔道的料色难免有涩滞之感，填描之，中最容易露“马脚”。由于篇幅所限，关于“珠山八友”作品真赝之比较，本文不可能一一举例，况且“纸上得来终觉浅”，鉴定者如能多看、多听、多研究、多分析、多比较，掌握“珠山八友”瓷画构成要素的本质，同时还深入到古玩收藏圈里，及时掌握各条“道”上的信息，定能把握个中玄机。

景德镇陶瓷艺术发展到“珠山八友”时代，陶瓷工艺与绘画艺术的结合已展现出一片新的天地。“珠山八友”对传统文人画与传统瓷艺，采取兼容并蓄的现实态度，将陶瓷的商品化与艺术化融为一体。他们各人的性格、阅历、修养、气质都有所不同，在选择题材、描写景物、表现技法等方面也各不相同，长期的创作，逐渐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徐仲南的萧疏，邓碧珊的工整，王琦的雄奇，何许人的荒寒，田鹤仙的朴茂，毕伯涛的隽永，汪野亭的苍润，王大凡的古雅，程意亭的绮丽，刘雨岑的韶秀，堪称是异彩纷呈，显现出“珠山八友”瓷画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而他们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又形成了大致统一的艺术基调，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风貌。他们的艺术追求，突破了传统粉彩的审美特征和意识，他们共同的艺术观与审美理想，为陶瓷美学增加了新的内涵，开拓了新的瓷画审美范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