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汉简-河南收藏网

汉简就是中国两汉时代遗留下来的简牍。早在北周时代就有人在居延地区发现过汉竹简书，北宋人也曾在今甘肃等地获得过东汉简。

　1906年，匈牙利人M.A.斯坦因在新疆民丰县北部的尼雅遗址发现了少量汉简。次年，他又在甘肃敦煌一带的一些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700多枚汉简。这是近代初次发现的汉简。此后陆续有新的汉简出土，至今共发现4万余枚。从西汉简上可看到汉字字体从古隶逐渐演变以及草书形成的过程，从东汉中后期简上又可以看到隶书开始向楷书演变的情况，所以汉简也是研究汉字发展史的重要资料。除了尼雅汉简等少量比较特殊的例子，已发现的汉简可以根据出土情况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汉代西北边塞地区遗址里发现的，可简称为边塞汉简。一类是在汉墓里发现的，可简称为墓葬汉简。

吴仁骧

原甘肃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遗著有《河西汉塞研究〉，中国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出版。

吴礽骧先生简历

     吴礽骧先生，男，生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四日，卒于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一日，湖北省天门市人。一九六一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为中国长城学会理事、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理事。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主持和参加了灵台百里两周墓、酒泉和嘉峪关晋墓、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金塔地湾汉代城障遗址、敦煌悬泉汉代邮驿遗址等处的考古发掘。为了进一步摸清河西汉长城情况，不顾年事已高，深入沙漠、戈壁，连续十余年进行河西汉长城遗址调查。
     先生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从事汉简、汉长城、河西历史地理以及丝绸之路等课题的研究，著述甚丰，发表了《汉代蓬火制度探索》、《河西汉塞》、《汉代玉门关及其入西域路线之变迁》、《汉代出入关制度考略》等论文数十篇；主持编写了《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和汉简释文，并出版了《敦煌汉简》一书；主持了敦煌悬泉汉简释文初稿与建档工作，发表了《敦煌悬泉汉代邮驿遗址的发掘与整理情况简介》。一九九五年退休后，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独立完成了专著《河西汉塞研究》。
     先生一生勤勉、治学严谨，用自己毕生精力致力于国家文博事业，为河西考古研究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忘我工作与奉献精神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国著名考古学者魏坚先生在研究出土汉简

边塞汉简
　　还可分为三种：
敦煌汉简

敦煌汉简

　　①敦煌汉简。斯坦因于1907年在敦煌附近发现汉简后，1914年又在甘肃的敦煌、安西、酒泉、鼎新（毛目）等地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170枚左右汉简。1944年夏鼐等对敦煌小方盘城以东的汉代边塞遗址进行考察，掘获汉简43枚。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敦煌小方盘城以西的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里发现汉简1200余枚。这是敦煌汉简数量最多的一次发现。此外，在1977年和1981年，考古工作者还分别在酒泉西北的玉门辖地花海农场和敦煌酥油土两地汉代烽燧遗址里采集了一些汉简。斯坦因1914年发现汉简的地点横跨汉代敦煌、酒泉两郡，70年代发现汉简的玉门花海也应属酒泉郡，但是习惯上把这些汉简统称为敦煌简。
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

　　②居延汉简。1930～1931年，中国、瑞典学者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内蒙古境内的额济纳河两岸和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东南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1万枚左右汉简。这次发现汉简的地点，在北部的属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辖区，在南部的属张掖郡肩水都尉辖区，但习惯上把这两个地区出土的汉简统称为居延简。1930年，考察团还在甘肃鼎新以西的北大河沿岸，斯坦因在1914年调查过的一段边塞遗址里，发现了少量汉简。这段边塞应属酒泉郡。因此，在所谓居延简里实际上还包括了极少量的酒泉简。1973～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破城子（居延都尉所属甲渠候官治所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等地进行试掘，获汉简近2万枚。1976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等单位组织调查组，沿额济纳河下游，在居延地区进行了广泛调查，获汉简164枚。估计居延简今后还会大量出土。

2002年4月5日内蒙古居延古遗址出土大批珍贵汉简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经过三年的艰苦挖掘，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居延古遗址发现大批汉代木简和其他文物。此次挖掘工作主要在居延古遗址的甲渠侯关和一系列烽燧，出土汉简300多枚以及数百件文物。这批文物的出土对研究汉代边塞地区的政治、军事、生活、气候等情况提供了珍贵资料。这是出土珍贵汉简的甲渠侯关遗址所属烽燧，这个烽燧距甲渠侯关遗址1000余米。

罗布泊汉简
　　③罗布泊汉简。1930～1934年，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泊北岸的汉代防戍遗址里，掘获西汉宣、元、成诸帝时木简71枚。这批简的出土地点接近所谓楼兰遗址，也有人称之为楼兰汉简。边塞汉简通常发现于边塞地区的官署（如都尉、候官治所等）和烽燧的遗址里，为屯戍吏卒所遗留。已发现的边塞汉简绝大多数是木简。简的年代起自西汉中期(武帝后期)，讫于东汉后期，中间包括王莽新朝和更始时期。已发表的汉简上的明确纪年，最早的是武帝天汉二年（前99）和三年。最晚的是顺帝永和二年（137）。1930～1934年﹐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泊北岸的汉代防戍遗址里﹐掘获西汉宣﹑元﹑成诸帝时木简七十一枚。这批简的出土地点接近所谓楼兰遗址﹐也有人称之为楼兰汉简。
发现区域
　　边塞汉简通常发现于边塞地区的官署(如都尉﹑候官治所等)和烽燧的遗址里﹐为屯戍吏卒所遗留﹐有的是当时有意保存起来的﹐有的是当时作为垃圾而抛弃的。西北地区缺少竹子﹐已发现的简绝大多数是木简。从形制上看﹐除一般的简以外﹐还有两行﹑牍﹑觚(多面棒状木条)﹑符﹑券﹑检(有覆盖文书﹑书信用的﹐也有封存物件用的)﹑签等等﹐种类颇多。从内容上看﹐主要部分是公家的各种文书和簿籍﹐还有与吏卒生活有关的私人书信﹑衣囊封检﹑历谱﹑医方﹑占书﹑九九表﹑字书以及其他书籍等等。简的年代起自西汉中期(武帝后期)﹐讫于东汉后期﹐中间包括王莽新朝和更始时期。已发表的汉简上的明确纪年﹐最早的是武帝天汉二年(前99)和三年。《居延汉简甲编》1398号简有“太初三年”﹐但这是在追述往事时提到的。对于新出居延简中所谓“元朔元年”简和“元狩四年”简﹐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最晚的是顺帝永和二年(137)。陈梦家《汉简考述》认为最晚的纪年简是“永(原文误为元)康三年”(169)简﹐当指发掘号为551.32的《居延汉简》2519号简。此简为一小残片﹐仅存“永康三”三字。桓帝延熹十年六月改元永康﹐次年即灵帝建宁元年﹐永康三年相当于建宁二年。陈氏对此简的解释是否可信尚待研究。　　边塞汉简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边塞地区的情况。在很多方面，西北边塞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是一致的。而且边塞汉简的有些内容，如某些诏书和中央机关发的公文，本来就是面向全国的。因此无论是研究汉代的西北边塞地区，还是全面地研究汉代史，汉简都是十分重要的史料。通过六七十年来对汉简的研究，在汉代的边防设施（包括烽燧制度）、屯田制度、兵制、官制、行政制度（包括文书制度）以及汉代社会的经济、文化和阶级关系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多新的知识。

墓葬汉简

重要考古年代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发现，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批：1959年7月，甘肃省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竹木简500枚左右，主要部分是《仪礼》的9篇抄本，约抄写于西汉末至王莽时期。1972年，湖南省长沙马王堆 1 号汉墓（下葬年代约当文帝晚年）出土竹简312枚，是记载随葬物的“遣册”。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约当武帝初期）出土竹简6000枚左右，但大部分已残碎，包含《孙子》、《齐孙子》（即《孙膑兵法》）、《晏子》、《太公》、《尉缭子》等古书的部分抄本，以及很多其他古书（绝大部分是佚书）。同时发掘的2号汉墓出武帝元光元年历谱一份。1972年，甘肃省武威旱滩坡汉墓（约当东汉前期）出土医方简牍一批。1973年，河北省定县40 号汉墓（为西汉晚期的中山王墓）出土一批已经炭化的残碎竹简，字迹尚可勉强辨认。其中有《论语》、《文子》、《太公》等古书的部分抄本，以及内容大都见于《孔子家语》、《说苑》、《大戴礼记》等书的一些儒家作品。此外还有《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等。1973年和1975年，考古工作者两次发掘了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的西汉前期墓地，在好几个墓里都发现了遣册。1973年发掘的10号墓里，还发现了内容主要为乡文书的一批竹简和木牍。1973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文帝十二年下葬），除了出土大批珍贵帛书外，还出土竹木简600余枚（包括少量木牍），一部分是遣策，一部分是讲养生之道和房中术的书。1977年，安徽省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约当文帝时）出土竹简一批，其中有《诗经》、《仓颉篇》等书的部分抄本，可惜都已残碎。1978年7月，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约当西汉晚期）出土残木简400枚，内容多为军法。1983年12月～1984年1月，江陵张家山247号、249号、258号三座西汉前期墓出土大量竹简。247号墓出简1000多枚，其中有汉律、《秦谳书》、《盖庐阖闾》、《脉书》、《引书》、《算数书》和历谱、遣策等。249号墓有《日书》。258 号墓有历谱。80年代，江苏省仪征县胥浦101号汉墓（属西汉末年）出先令券书等简牍。

汉墓所出古书

　　汉墓所出古书，有很多是久已失传的佚书，即使是现在尚有传本的书，由于年代早，往往可以纠正今本的讹脱，有时还能确定书的著作时代，所以价值很高。同时，也是研究汉代史的珍贵资料。汉墓所出古书﹐有很多是久已失传的佚书。即使是现在尚有传本的书﹐由于年代早﹐往往可以纠正今本的讹脱﹐有时还能确定书的著作时代﹐所以价值很高。银雀山1号汉墓所出佚书中有《田法》篇﹐大约作于战国。篇中讲到政府授田给农民的制度以及农民的各种负担﹐是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史料。凤凰山有些汉墓所出的遣册﹐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俑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使用奴隶劳动的情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的乡文书﹐提供了西汉前期田租﹑赋税﹑徭役和土地占有等方面的重要情况。张家山 247号墓所出汉律虽只是部分抄本﹐但内容很重要。这些都是研究汉代史的珍贵资料。从西汉简上可以看到汉字字体从古隶逐渐??上又可以看到隶书开始向楷书演变的情况﹐所以汉简也是研究汉字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中新社兰州十月十八日电　(记者　殷春永)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今天成立，此间举行了隆重的揭牌仪式。长期挤放于阴冷库房里的万枚珍贵简牍今天正式宣告“换新房”。

　　简牍是二千多年前先民们对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活动的记录。甘肃先后出土六万余枚，从时间跨度上涵盖了秦汉、魏晋、唐与西夏等朝代，其中尤以汉简数量最多，约占国内出土汉简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甘肃出土的六万余枚汉简，有三千多枚收藏在英国伦敦的大英图书馆，有一万多枚收藏在台北南港历史语言研究所，其余四万多枚收藏在甘肃省。但因人员、经费原因，汉简保存条件很差，已出现了变形损毁等严重情况。

　　据介绍，新成立的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挂靠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并为其配备了全额拨款事业编制的保护研究人员。记者在简牍展览室里看到，有些珍贵的简牍已经装进了玻璃管保存，研究人员还将简牍分门别类的组合成完整的“册子”。

　　据称，甘肃简牍从发现之日起，就引起了海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并造就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英、法、德、日等国家相当一批世界一流的汉学家。

2009年5月18日，5月18日，湖南长沙简牍博物馆对公众开放清洗和处理简牍所用的洗简室，揭开博物馆洗简室的神秘“面纱”。这家简牍博物馆的主要馆藏品是1996年发掘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被称为“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同时也被考古专家誉为继殷墟甲骨卜辞、敦煌文书等之后的“中国古代文献的第五次大发现”。新华社记者赵众志摄

简牍清洗工作人员向观众展示简牍清洗过程

工作人员进行简牍清洗

工作人员对简牍残片进行清整记录

观众参观清洗完成的简牍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