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学界一般认为青花五彩创烧于明成化，后由于1985年在西藏日喀则的萨迦寺发现了一件宣德青花五彩莲池鸳鸯纹碗和一个高足碗，1988年又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同样纹饰的两件宣德青花五彩盘，遂使青花五彩创烧于宣德成为定论。

　　其实，出现的早晚有时不是关键，譬如，成化青花五彩就达到近乎于空前绝后的艺术境界，在某种意义上还诱发了“斗彩”的诞生。尽管后世官窑与民窑艺人曾竞相效法，但终究难以逾越。笔者认为，古往今来，惟个人的艺术造诣、绘画理念和审美境界不与时代的发展相一致，也常常不以工艺的进步同步，诚如古来摹写《兰亭》甚至可达传神的人甚众，但再造右军则殆难成就。所以，由木匠而成为画家者，千百年来就是一个齐白石，而白石翁“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则一直被奉为至理明言。

　　时至嘉靖朝，青花五彩于一朝间从面貌到韵味都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化，仅以嘉靖青花五彩鱼藻纹盖罐为例，竟判若云泥。一取典雅，以极淡雅之青花为主，矾红色的游鱼并不刻意夸张；一取浓艳，青花发色浓艳并加添绿、黄、红釉之诸般水藻纹。同时，两者虽都刻画有非常写实的红鲤鱼，可是前者以三层水草、水藻、束莲为主，鱼游其间，动静相宜；后者下部为水草、荷叶、莲花散布，上部藻类、落花散落星罗，鱼则极夸张，硕大而略显笨拙，更添加俯视效果图者，遂使画面之完整与透视感均显杂乱。但两者相加，全球传世真品仅见7件。国内一件藏于故宫博物院，一件藏于国家博物馆，一件藏于首都博物馆，一件藏于天津博物馆，海外除英国一件外，另两件原为“暂得楼”旧藏。

　　“暂得楼”为香港已故著名收藏家胡仁牧（惠春）先生堂室名，所藏中国历代瓷器闻名天下。因此，“敏求精舍”创会之初，先生历任第一（1960-1962年）、二、四、五、六、八，以及十七、十八（1978-1979年）共八届主席。其旧藏明嘉靖青花五彩鱼藻纹盖罐，一件见拍于1985年6月纽约苏富比，成交价 110万美元，创当时中国瓷器成交价纪录；另一件1992年见拍，成交价260万美元（按当时汇率约2000万元人民币），又一次创中国瓷器的成交纪录。当2000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来自英国的那件露面时，更以4404.47万港元（按当时汇率约4500万元人民币）成交。纵观市场，竟每次露面均翻倍。

明嘉靖青花五彩鱼藻纹盖罐

　　这一件明嘉靖青花五彩鱼藻纹盖罐，应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富比见拍的“暂得楼”两件旧藏之一，此次出现在北京翰海秋季拍卖会上，肯定将引起各路买家的极大兴趣。

　　这件青花五彩鱼藻纹盖罐，造型美观，修坯规整，构图活泼，画面淡雅，绘工精细。周身所绘青花束莲、水藻纹等，层次均匀，疏密有致，色泽明快，分水细腻，烧成温度也控制的极佳。器盖、器腹所绘12尾游鱼，均以黄釉打底，再施矾红描绘复烧而成。其与北京西郊郝家湾出土现为首都博物馆藏品的那一件，无论绘画风格和器型特征都几乎完全相同。

　　国人对于吉祥图案应用最初是与《易经》有关，并大量见于春秋以降的构图纹饰取向中，至历代史书中，凡祥瑞的征兆均记录完备。

　　由于汉字中“鱼”与“余”谐音，故“有余图”出现甚早，《诗.小雅》中“匪伊垂之，带则有余”，即有盈余之意。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彩陶盆中见绘有鱼，瓷器则盛行于元代磁州窑系的产品。元代末年，景德镇窑开始仿磁州窑鱼藻纹构图风格，创作出一批青花鱼藻纹盘和大罐，而这类构图也往往是被陶瓷界认同度很高的元代标准器图式风格。

　　此青花五彩鱼藻纹盖罐，将“有余图”的构图推向了高峰。因器物款署“大明嘉靖年制”，是为御用器，按官窑规制，系先由宫廷画师绘制纹样后，奉旨依样烧造，故较之民窑鱼藻纹罐的图案讲究大得多。其器盖上等距绘四尾游鱼，是为“四序有余”，即一年四季皆有盈余；器身一周绘八尾游鱼，潜台词则为“八方有余”；合成共十二尾也有寓意。因古人常以十二指代众多，如南齐王融《望成行》诗中“金城十二重，云气出表里”。也常以之指一天，即十二时辰，如吴越时望江亭名对“三千里路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所以，此图案构成总括为四序、八方、十二时中皆有余。当为嘉靖帝祈祝国泰民安的祭祀专用酒容器。

　　这类嘉靖青花五彩瓷，无论青花发色和色彩关系的处理、运用，还是整体绘画风格、品味、意趣、造诣，都与成化五彩有着明晰的继承关系，甚至像一个人或一代人的作品，因此，至少可以判定为，此系造就成化辉煌的同一批人在嘉靖初年艺业的延续。正是由于有这一批高水品工匠的存在，才使得嘉靖早期的一些小型器，若不看底款极容易被误认为成窑。而随着这一代人的殒没，嘉靖朝青花五彩也彻底变成了另外的样子，并一直延续到万历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