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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文明之源(帝国形成)    3星级
华夏文明之源(帝国形成)
作者:henansc  来源:河南收藏网     点击数:4951     更新时间:2012/6/8  文章录入:henansc

 

华夏文明之源--河南文物珍宝展

展览地点: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东临展厅         展览时间:2012年6月9日——2012年8月9日 

前    言
 
    河南形胜,处天下之中,史称中原。正是这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河南成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最重要的发源地,并在历史发展中浓笔挥洒。悠久的历史孕育出古老的文明,灿烂的文化诉说着人间的奇迹。蔚为大观的河南文物,是华夏民族优秀文化的物质载体,更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
    2010年至2011年,由河南省文物局等主办的“华夏文明之源—河南文物珍宝展”,在日本东京、九州、奈良的三大国立博物馆巡回展出。该展围绕华夏文明之源这一主旨,集合河南文物精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阐释了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多元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引起日本公众的广泛关注和浓厚兴趣。
    文化遗产是凝聚中华民族的桥梁和纽带。值此2012年“中国文化遗产日”来临之际,“华夏文明之源—河南文物珍宝展”重返中原大地,以其无穷的魅力展示于公众,回馈长期以来关心、保护文化遗产的广大民众。该展览汇集河南省18家文物单位收藏的出土文物精品160余件,时代从夏一直延续至北宋,分“帝国形成”、“匠作技艺”、“宗教与艺术”三部分,多方位再现华夏文明的发展历程,彰显我们祖先在中原这块大地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第一部分    帝国形成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礼记·礼运》
    经仰韶、龙山文化三千余年的氏族——部落阶段的发展,中原大地最终结出了文明的果实——国家。夏、商、周三代可以一并归为早期国家形态,在政权结构上采用分封制,在施政方式上则采取贵族政治,血缘关系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不仅天子与国君世袭,其下臣僚也都是世卿世禄。但是经过东周五百多年的社会大动荡所引起的各国政治体制的大变革,最终随着秦帝国统一而完成了向中央集权帝国的转变。 

第一单元 典章初成——早期国家的产生
 
    启建立第一个早期国家——夏,而其父禹实已肇其端。大禹出于各部落联合治水的需要,在调配部落联盟间的人力与资源过程中,逐渐培养出一种凌驾于各部落之上的公共权力,同时私有财产的产生造就了阶级的分化,这种公共权力的产生极适于保护阶级分化与私有财产的合理性,国家适时而生。自此,选贤与能的时代过去,而家天下的时代到来。

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夏代

高16.5、宽11厘米

1984年偃师二里头Ⅵ区11号墓出土

洛阳博物馆藏

        牌饰表现的动物纹样与后世商周青铜器上常见的兽面纹大体相近。二里头遗址中所发现的镶嵌绿松石牌饰并不多,大都在墓主人的胸部位置,推测应是缝缀在胸部的饰件,是权力与身份的象征。

 


带翼铜铃

夏代

高9 厘米

1975 年偃师二里头Ⅴ区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夏、商、周三代文化之所以被称为礼乐文化,因祭祀以乐、朝会以乐、歌诗以乐、宴飨以乐。音声不正则斥以为淫声,甚至上升到亡国之音的高度。是以知“乐”实为三代礼制重要内容之一。铜铃形制简单质朴,带有早期青铜器特点,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有舌青铜乐器。其合瓦形铃体继承了中原地区古乐器陶铃的椭圆体,作为中国合瓦形铜钟形制的先源,它奠定了商周青铜乐器造型的基础,在中国音乐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黑陶盉

夏代

高32、口径5.6、底径12.8厘米

1990年伊川县南寨遗址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白陶盉

夏代

高28、口径7.6×4.3厘米

1990年伊川县南寨遗址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盉为水器,宴饮时盛玄酒即水以调和酒的浓淡。商代及西周时期,盉又多与盘同出,因而盉亦是沃盥用具。

 

彩绘陶瓮

夏代

高57、最大径42厘米

2003年巩义市花嘴地遗址出土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彩绘陶是在陶器烧制完成之后再施彩,施彩之前先对陶器表面进行磨光以增强矿物颜料的附着力。彩绘陶一般多见于墓葬以及祭祀场合。该陶瓮主体纹样展开近于兽面或神面,应该是用于祭祀。

 

七孔玉刀

夏代

长65、宽9.5厘米

1975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洛阳博物馆藏

        新石器时代已多见有孔石刀,为收割工具。但二里头遗址所发现大型多孔玉刀,应该已脱离实用工具的范畴,而成为礼器。

 

第二单元 制礼作乐——早期国家的发展 
  

    夏人始建的国家形态,经过商代与西周时期的发展,越趋完善。尤其是周人立国后,周公制礼作乐,使各种礼制规范化。周王以宗法为纽带,统合同姓诸侯,又以婚姻为纽带连结异姓盟国,分封诸侯以开疆扩土。以五等爵制规定了王公大臣及各诸侯国君的地位等差,又以五服制规定了各诸侯国所担负的义务。周王可征发诸侯国的兵力以讨不享。可以说,早期国家形态至于西周时期已臻完备。

饕餮乳钉纹铜方鼎

商代

高83、口径51.5×51.2 厘米

1996 年郑州市南顺城街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鼎用于祭祀时炊煮、荐升牺牲和宴飨时烹煮、盛放肉食。传说大禹治水,收九牧之金以铸九鼎,象征九州,因此鼎也成为了国家权力的代称,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立国重器。后来把觊觎王权、图霸华夏称为“问鼎中原”。该方鼎出于郑州商城窖藏坑中,形体厚重,纹饰神秘庄重,也似乎只有王都的宗庙重器中才能拥有此类器。

 

兽面纹铜斝

商代

高28.5、口径17.2 厘米

1954 年郑州市白家庄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斝为酒器,用于受热温酒,形同于爵而无流尾。斝、爵类酒器口沿处一般都有双柱,有专家认为其与滤酒有关。先秦时期的酒多为醪酒,非蒸馏酒,较为粘稠浑浊,祭祀时需以苞茅缩酒,滤去酒渣,宴饮时则以柱系纱过滤酒液。又有认为其用于保持饮酒仪态,或者温酒时方便提拉,皆不如滤酒说可信。

 

铜 钺

商代

长17、刃宽15 厘米

1954 年郑州市人民公园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钺之形源于斧,从劳作工具而发展为刑杀武器,随之成为权力的象征,《国语·鲁语》:“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钺为复合型兵器,安装木质长柄,常为随侍王侧的仪仗武器,《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克商后,入纣宫时“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学者考证,“王”字本义即为斧钺之形。

 

铜内玉戈

商代

长32、宽6.5 厘米

1974 年新郑市新村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戈为较早出现的青铜兵器,二里头遗址中就有发现,一直沿用至西汉初期。戈为复合型武器,一般固定在木柄之上。一套完整的戈应包括戈头、柲、冒、鐏四部分。

 

玉 璋

商代

长39.2、宽10.2 厘米

1981 年新郑市采集

河南博物院藏

        璋为六器之一, 《周礼· 春官·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此类两侧有扉牙的玉璋,清人名之为牙璋,最早于龙山文化时期出现,历二里头文化,至商周时期尚沿用不绝。


 

“妇好”方斝

商代

高67.6、口径25.6×23.2 厘米

1976 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青铜器铸造发展至商代晚期而为一高峰,西周早期铜器铸造之精美,多承殷商余绪。从此件方斝造型与纹饰或可略窥商代铜器铸造水平之一斑。以铸造工艺而言,方形器较之圆形器用范为多,浇铸更复杂。以考古发掘实际而言,方形器一般皆出于高等级贵族墓葬。

 

提梁卣

商代

高29.8、腹径18 ~ 23 厘米

1980 年罗山县蟒张乡息国墓地出土

信阳博物馆藏

        卣为盛酒器,祭祀时盛放和以香草所酿美酒,文献所说“秬鬯一卣”即此之谓。“息”国为商王朝偏南方国之一,是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交汇之地。武王克商,改封姬姓于此立国。该卣出自河南罗山商代息国的贵族墓地中,从其造型和纹饰看,都具有明显的殷商文化特征。

 

扁足铜鼎

西周

高23.2、口径17.4 厘米

1998 年鹿邑县长子口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是西周初年一座大型墓葬。墓主长子口为商末贵族,周初归顺被册封为长国之君,其墓葬形制之宏大、随葬礼乐器等级之高为同时期墓葬之冠。墓葬出土的精美铜器、玉器保留了浓厚的商代遗风。

 

铜圆鼎

西周

通高50.8、口径38 厘米

1998 年鹿邑县长子口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鼎为饪食器,有实牲祭祀及宴飨之用途。祭祀前一般以镬炊煮牛、羊、豕等牺牲,待熟后取置鼎中,进于宗庙。祭祀时用匕取肉置于俎上。天子在祭祀完毕后,还要把献祭过的肉赐给公卿诸侯及宗室,称为赐胙。

 

铜 铙

西周

最大:高23.7、口径18.5×13.3 厘米;最小:高15.6、口径11.7×8.2 厘米

1998 年鹿邑县长子口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铙为后世甬钟及编钟之源头,商代墓葬所发现铜铙多为三件一组,通常每件铙可发一至两个音,因此三件成组的铙可视为五声音阶乐器。

 

铜 刀

西周

长23.6、宽6.2 厘米

1998 年鹿邑县长子口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玉 簋

西周

高10.3、口径13.4 厘米

1998 年鹿邑县长子口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父乙”铜角

西周

通高28、口径20.3×12.2 厘米

1986 年信阳市浉河港出土

信阳博物馆藏

        角为温酒器,流行时间较短,仅见于商周之际,与爵相似而有尾无流,一定程度上可替代爵使用。

 

“梁姬”铜罐

西周

高11.5、口径8.1、宽10.1厘米

1990年三门峡市虢国墓地2012号墓出土

虢国博物馆藏

        虢国始封君虢仲为周文王弟,文献所称“西虢”即此。春秋初年,周平王东迁,虢国君主为王卿士,与郑国君主一起辅佐周王。西虢在进入春秋之后不久(公元前655年)为晋国所灭。三门峡虢国墓地是西周至春秋时期虢国的公族墓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发掘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墓葬数百座。其中西周晚期的虢国君主虢季(M2001)及其夫人梁姬(M2012)墓出土大量精美文物,为研究当时的名物制度以及礼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玉覆面

西周

最大长10.7 厘米

1990 年三门峡市虢国墓地2001 号墓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玉覆面,又称“幎目”,是在死者面部覆盖的缀有玉石片的绢帛面幕,为古代贵族墓葬中常见的葬玉。古人认为玉可以封存精魄、能使尸体不朽,故人死多以玉殓葬,以玉覆面为主体,涵盖玉琀、玉握、九窍塞在内的整套殓玉,开汉代盛行的金缕玉衣之滥觞。

 

第三单元 列国争雄——早期国家的崩坏

    东周是一个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时期。经过西周末年犬戎攻周的浩劫,王室日益衰微而诸侯国日渐强大,周王室所建立的统治秩序越来越难以维持。不仅周王室如此,各国国君的权力也不断下移至公卿手中。旧有的秩序不会一夕崩塌,而新的秩序也无法短时期建立。东周自公元前770年开始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为止,其间500余年的时间里其实就是一个旧秩序死亡和新秩序诞生的过程。

蟠螭纹铜鼎

春秋

高45.5 ~ 55.3、口径45.8 ~ 52.8 厘米

1997 年新郑市郑国祭祀遗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窃曲纹铜簋

春秋

高21.5 ~ 23.6、口径19 ~ 21.5 厘米

1997 年新郑市郑国祭祀遗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周代对鼎、簋的使用有严格的等级规范。文献记载,实牲祭祀或宴飨时,周王所用为九鼎八簋,诸侯为七鼎六簋,卿大夫为五鼎四簋,士为三鼎二簋,若使用高于规定等级用鼎数,则称为“僭越”。对照考古发现,西周时期尚能严格遵守这一规范,春秋以后,诸侯用九鼎,卿用七鼎甚或九鼎的情况时有发生。郑国在春秋初年国势强盛,有过一段“郑庄小霸”时期,并曾与王室作战,射伤过周桓王。

 

蟠龙纹铜方壶

春秋

高63.7、长32.7、宽25.4 厘米

高66、长32.8、宽24.7 厘米

1997 年新郑市郑国祭祀遗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黄夫人”铜壶

春秋

高31.6、腹径23.8×18.5厘米

1983年光山县宝相寺孟姬墓出土

信阳博物馆藏

        黄国为周代嬴姓小国,故城在河南省潢川县西北6公里的隆古。春秋时期,黄国常与随国一起抵御楚国势力的北侵。《春秋公羊传》载鲁僖公十二年(公元前648年)黄国为楚所灭。光山县黄君孟夫妇墓为春秋早期黄国君主黄君孟及夫人孟姬合葬墓,墓葬中出土大量精美玉器、青铜器,以及彩绘漆棺和丝织品。可略窥春秋时期淮汉流域国家的丧葬礼俗与文化面貌。

 

“甫哀伯”铜匜

春秋

高19.9、长37、宽17厘米

1979年信阳市杨河乡出土

信阳博物馆藏

        作器者为“甫伯享”。“甫”即“吕”,为姜姓国家,相传为佐尧、舜之四岳后裔,姬、姜二姓为文献记载最早、最著名的通婚部族,可上溯至炎黄时期。申、吕为周王室分封在江汉流域的姻亲诸侯国,屏藩王室南土,以阻荆楚、巴、濮诸蛮夷势力北上。“伯”为西周时期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之一,“享”为吕国国君之名。

 

“番君”铜盘

春秋

高14.8、口径34.9×34.7 厘米

1978 年潢川县刘寨出土

信阳博物馆藏

 

编 钟

春秋

甬钟:高26 ~ 55.6 厘米;镈钟:高48.1 ~ 57 厘米

2002 年叶县旧县乡4 号墓出土

叶县文物局藏

        钟为古代祭祀、宴飨之主要乐器,所谓“钟鸣鼎食”。编钟之制,春秋为盛,少者十余件成组,曾侯乙墓所出者最为煌煌巨制,达64件之多。编钟之演奏,分旋律与和声两部,有分两层悬挂者,小钟在上而大钟在下,小钟体小音清越为旋律之用,大钟体沉声雄浑以击节和声。

 

束腰平底鼎

春秋

高59.3、口径57.9 厘米

2002 年叶县旧县乡4 号墓出土

叶县文物局

        许为江淮间的姜姓小诸侯国,同齐、吕、申一样为四岳苗裔。故城在许昌,后又迁于叶县和城父(今安徽境内)。约在公元前504年为郑所灭,后因楚国势力复国。许自许昌迁于叶实已说明其成为楚国附庸,最后也因为依恃楚国势力不修缮与中原各国关系而在战国初年为魏国所灭。叶县旧县乡4号墓为许灵公墓,该墓所出这件鼎为三件升鼎中的一件,所谓升鼎就是形制一样、大小相次的列鼎。该鼎是典型的楚式青铜鼎,说明了许国作为附庸小国受到楚国制器风格的强烈影响。

 

六戈戟

春秋

长23.3、宽22.3 厘米

2002 年叶县旧县乡4 号墓出土

叶县文物局

        戟为戈、矛合体武器,该戟内部作銎口,两旁各伸出三枚戈身,戈身平直如剑形,中部起凸脊,无胡。管銎表面饰精美蜷体蛇纹。此戟戈身形制与春秋时期实战用戈长胡带穿的形制已有较大区别。

 

第四单元 秦汉一统——大帝国的形成

    秦代国祚虽短,却奠定其后两千余年中央集权王朝的大体政治面貌。一改之前的分封制国家而为郡县制国家,与之相应,贵族政治一变而为官僚政治。继秦而起的汉帝国,完善了中央集权王朝的官僚体制,并且北击匈奴,南并百越,西通西域,设郡辽东。成为当时与西罗马并立的世界性大帝国。

金缕玉衣

西汉

长180、宽125 厘米

1986 年永城市芒砀山僖山1 号墓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古人尚玉,以玉殓葬的传统由来已久,至汉代为鼎盛,皆源于对玉的痴迷。时方术思想流行,既以玉为仙人之食物,又以为可保尸身不腐,因此王公勋贵争相制作。玉衣依据等级不同,有金缕、银缕、铜缕、丝缕之分。大体言之,皇帝用金缕玉衣;诸侯、列侯以下用银缕玉衣;而王妃与长公主则为丝缕或铜缕玉衣。

 

玉 璧

西汉(公元前206- 公元8 年)

直径14.5、孔径3.2 厘米

1995 年永城市芒砀山僖山2 号墓出土

永城市博物馆藏

 

盖弓帽

西汉

长9.2、管径1.8、端面径2.9

1991 年永城市芒砀山保安山2 号墓1 号坑出土

永城市博物馆藏

        车战是先秦时期尤其是春秋以前最主要的作战方式,兵车的多寡往往成为衡量一国军事力量的标准,因此古籍有所谓“千乘之国”,以表明军事力量强大。马车为古代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因此,王侯的墓葬中往往殉有车马坑,等而下之的则是把整套车马器拆装殉葬,再次之的则是随葬车軎、车辖、马镳、马衔以代表一套车马。

 

鎏金铜牌饰

西汉

长10、宽4.5 厘米

1991 年永城市芒砀山保安山2 号墓1 号坑出土

永城市博物馆藏

        此类青铜牌饰推测是饰于车舆板上或组合镶嵌于车窗上。内容题材多以历史故事、神怪传说等为主。这一件所表现当为伏生授经故事。伏生名胜,为秦博士,秦焚书时,匿《尚书》于夹壁。汉初废“挟书律”,伏生出所藏书,存二十九卷,时伏生年逾九十,文帝乃命晁错就学于伏生。西汉以来今文尚书一脉实由伏生所传。西汉初年统治者提倡以黄老之术治国,百家之说并行。文景以来,设《诗》、《书》、《春秋》等儒家经典博士,尊崇儒术之格局已渐趋形成。至武帝时,今文经学大儒董仲舒借最高统治者力量使儒学处于独尊地位,亦使中国历史继秦完成政治大一统而于此时完成思想上之大一统。

 

马蹄金

西汉

长6、宽5、高3.1 厘米

1978 年襄城县洛乡北宋庄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我国历史上主流的金属货币为铜货币,但在战国晚期以来,也出现了金货币,如郢爰、金饼、马蹄金等。西汉时期所沿用金货币多为金饼、马蹄金与麟趾金。金饼重量相差较大,小者约有15克,大者达300多克。而马蹄金与麟趾金的重量普遍为250克左右,约合汉制1斤。

 

釉陶仓

汉代

高23.1、腹径15.2 厘米

2003 年济源市桐花沟51 号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历了战国、秦汉以来旷日持久的兼并战争以后,民众所最关心的是温饱问题。汉代明器陶楼、陶院落中既有仓楼的布局,又有单独陶仓一类,可见时人对于粮食储备的重视。

 

灰陶院落

西汉

通高73、长82、宽80 厘米

1981 年郑州市乾元街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两汉时期,土地兼并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大量自由编户民不得不依附于世家大族及豪强地主,形成发达的庄园经济。庄园不仅有自己的坞堡、院落、苑囿、仓廪,并且有着自己的独立武装,谓之部曲。实际上庄园就是多种生产与自给自足的独立经济体,成为东汉末年各割据势力得以骤兴的经济基础。

 

结  束  语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华夏先民以卓越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华文化,留下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建设我们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原文明史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主流历史,在中原这片沃土上,数不尽的物证折射出文明的辉煌,共同构成一幅幅生生不息、壮丽辉煌的历史画卷。没有继承就没有发扬,没有传承就没有创新,而在继承之前,我们应当知道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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