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礼记·表记》
    夏商周三代都十分重视祭祀活动，祭祀对象有天神、地祇、人鬼。尊崇天神、地祇是较为原始信仰的遗留，人鬼即祖先，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后的产物。这些繁杂的信仰至战国以来成为道家、阴阳家、五行、方术、谶纬学说的思想来源，并为其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形成奠定基础。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经数百年的传播发展终渗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形成有本土特色的佛教流派。书画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两大门类，更多的表现在气息相通这一点上，究其实质都是对审美的不断探究，其发展都经历了一个从偏重实用到自觉审美形成的过程。

第一单元 生灵为御——事死如事生

    人类自身力量尚渺小时，对外界力量倍感神秘与敬畏，总把自己的来源与某一种动物或植物相联系，对其顶礼膜拜，图腾因之产生。随着人类自身力量强大，驯化生灵以为己用，狗以狩猎护家、牛以耕田稼穑、马以引重致远，牛、羊、猪等并可为献祭之牺牲。此为人对于动物之奴役。商人暴虐，人殉极盛，殷商因此而亡。周人兴利革弊，凡接受周人礼制传统的中原国家，罕见殉人现象。然春秋以后之历代统治阶层又兴用人偶，希冀死后继续奴役下民。诚如孔子所斥：“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木 俑

战国

高61.8、宽8 厘米；高58.5、宽11 厘米

2002 年信阳市长台关7 号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商代以活人殉葬，周人革除之，中原诸国罕见生人殉葬。唯秦先祖服侍商人，又地处西陲，多见殉人之举，英武如秦穆公，其死也以三良从葬，时人为赋《黄鸟》。俑之用，或始于春秋，为其象人而用之，孔子曾直斥其非。然终封建帝王时代，人俑始终沿用不替。

陶 炉

汉代

高16.6、长22.3、宽12 厘米

2003 年济源市沁北电厂西窑头工地10 号墓出土

济源博物馆藏

        推测其为碳烤炉。炉上置两串鸣蝉，可见蝉也是当时民众的食物来源之一。

陶屠宰俑

汉代

高16.3 厘米

2003 年济源市沁北电厂西窑头工地10 号墓出土

济源博物馆藏

釉陶斗犬

汉代

高14.5、长25.9、宽17.2 厘米

2003 年济源市沁北电厂西窑头工地10 号墓出土

济源博物馆藏

        汉代民众生活内容较之前已大为丰富，百戏、幻术、兽舞、说唱艺术加之斗鸡、斗犬，在汉代艺术作品中多有反映。汉人随葬器物多为日常生活用品模型，建筑如仓、房、楼、井、灶，动物如猪、狗、鸡、鹅、羊。既是世俗生活的再现，也是“事死如事生”观念的产物。

釉陶骑马俑

汉代

高21.1、长24.9、宽10.8 厘米

2003 年济源市沁北电厂西窑头工地10 号墓出土

济源博物馆藏

        汉代自武帝时期引进西域良马，艺术作品中马之形象为之大变，体高而长，尤以四肢的颀长与颈部的虬曲最可表达其劲健之姿。

胡人俑

唐代

高24、幅7、厚5.8 厘米

1992 年巩义市北窑湾6 号唐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唐王朝是极具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大帝国，来华胡人中包括粟特、回鹘、大食、波斯、罗马等不同人种。三具胡人俑衣饰相近，然冠帽有别，且体貌不一，应是代表来华的不同胡人族群。这些胡人除一部分为来华商贸，也有相当大一部分为杂役奴仆。

彩绘坐部陶伎乐女俑

隋

高19.5 厘米

1959 年安阳市豫北纱厂张盛墓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唐代为中国历史上音乐、舞蹈艺术集大成时期，一来继承周、秦、汉、魏不断发展之乐舞传统；二来融合外来乐舞因素，推陈出新。此种状况之发生出于当政者喜好，渐成时代风气，以致从宫廷到民间、从坊肆至深宅大院，无处不闻歌舞声。

第二单元 御宇求仙——神灵与仙幻

    先民最早信仰的是自然神灵，如日、月、山川、大河，《尚书》所载春分寅日的习俗即是日神崇拜的一种演化。其后，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自我意识越来越觉醒，先民开始把自然神灵人格化，不可捉摸的天变成了具有人格化的天帝或天神，各族祖先的起源都可以推溯到天帝身上，如有娀氏女吞玄鸟卵生契、姜嫄履巨人迹生稷等传说都是这种观念的产物。《山海经》所述及的荒诞不经的神怪也多是上古氏族部落信仰崇拜过的神灵。

神 面

西周

高15.7、宽16.2、厚3.1 厘米

1993 年平顶山市应国墓地84 号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商周时期墓葬中，多发现有青铜人面饰与青铜兽面饰。且出土此类青铜面饰的墓葬多为高等级墓葬，而出人面饰墓葬规格又似高于出青铜兽面饰者。据学者考证，这些青铜面饰有的用于盾牌饰，有的用于马冠饰或其他车马饰，还有的用于祭祀。我们考察先秦至汉代神话传说中诸神多具备人面兽身或者兽面人身的特点，尤其汉代画像石中所见神话人物多做人面龙身形，似可确认该类青铜面饰为神面。又《山海经·海外北经》：“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禺强为北方水神。《山海经·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祝融为炎帝之后，是楚人的远祖，从部落首领而升格为神。这些神秘古怪的神面形象，似可从古籍的记载中得到一点线索。

神 兽

春秋

高48、长47、宽27 厘米

1990 年淅川县徐家岭9 号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出土时成对，为某种乐器的器架。史载楚人多淫祀，因而多神秘、古怪的神兽，正是植根于此种文化土壤。

红陶博山盖鼎

汉代

高30.3、腹径85.5、口径19 厘米

1963 年南阳市采集

河南博物院藏

        汉代常见式样，盖作尖顶形，上饰各种神怪或羽人。秦汉方术思想盛行，好言神怪。羽人之状，商周已见，源来已久。以汉代铜镜内容涉及东王公西王母者所见，羽人多左右陪侍，进奉馔食。或羽人即为仙界之侍者、仙凡两界的接引使。

博山盖铜樽

汉代

高39.7、口径25.6 厘米

1988 年信阳市平桥区查山乡出土

信阳博物馆藏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陈胜首义既在楚地，破秦主力，分王天下之项羽亦为楚名将之后，汉王刘邦在沛，旧属楚地，浸染楚风尤甚。所谓上行下效谓之风，风行既久谓之俗，故汉人风俗多从楚。汉代流行之博山炉、盖樽等顶部多饰神怪、羽人之状，盖楚人多淫祀，想象雄奇之余绪。亦是汉代以来所盛行升仙思想的反映。

嫦娥画像石

东汉

高60、宽137.8、厚11 ～ 14 厘米

1964 年南阳市出土

南阳汉画馆藏

        儒家传统思想是所谓“慎终追远”、“事死如事生”。秦、汉时人于此实践最为忠实，汉代贵族墓葬形制即多仿生时宫殿规模，前后主室、东西厢房一应俱全，壁多刻划宴饮、出行游猎、属吏以及庖厨图画，一如生时格局。然欲在冥界继续享受如生时奢华生活，则需先登于仙界。因此墓葬中亦多类似升仙导引之图画以及西王母、东王公、嫦娥、月宫、仙鹿、灵龟等内容。

神兽多枝灯

东汉

高110 厘米

1991 年济源市桐花沟10 号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神兽多枝灯造型的创意应当来源于桃都树的传说，据说东南桃都山上有大桃树，树颠有天鸡，天鸡一叫而凡鸡皆鸣，天为之晓。除此之外，汉代还有以扶桑树造型所制多枝灯。

白瓷镇墓兽

隋代

高49 厘米

1959 年安阳市豫北纱厂张盛墓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镇墓兽为驱邪镇恶之神，有辟邪厌胜、守卫死者亡灵之功能，一般成对放置于墓门两侧。北朝、隋乃至唐初，镇墓兽多见一为人面、一为兽面的组合方式。

第三单元 佛国净土——今生潜修来世因

    东汉明帝下诏求法西域，并为印度高僧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于洛阳赐建白马寺，是为中土伽蓝寺院祖庭。佛教一经传入，便在上层社会中得到较大程度的扶持，尤其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诸多高僧与上层贵族过从甚密，相与谈玄论理。统治者甚至为了从西域迎一高僧而大兴兵戈。南朝统治者虽偏安一隅，对于推动佛教发展不遗余力，贵为天子的梁武帝便曾数度舍身同泰寺。后人有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略窥当时佛教兴盛的概貌。唐宋以降，统治者尊崇佛教不减前朝，虽历唐武宗毁佛灭法，却改变不了佛教思想深入社会各个领域的大势。以致唐以后中国社会在文学、艺术、学术领域所受到佛教的影响更甚从前。

菩萨半跏思惟像

北魏

高53、宽41、厚11.5 厘米

原存洛阳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研究院藏

        南北朝时期为我国佛教的全面发展时期，佛教艺术受时代影响进入一个崭新阶段。佛教艺术最大的改变即是本土化风格的形成与确立。此前的佛教造像多受印度犍陀罗与马土腊艺术风格影响，至北魏时期，尤其是孝文帝迁都洛阳，提倡汉化以来，佛教造像多呈现出秀骨清像的艺术特征，此为当时典型的汉民族审美取向。

比丘立像

唐代（公元618-907 年）

高85.5、宽55.5、厚12 厘米

原存洛阳龙门石窟看经寺洞

龙门石窟研究院藏

        唐代是佛教弘法的盛世，中国佛教开始摆脱印度佛教束缚，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唐代佛教宗派除隋代已有的三论、天台、三阶教外，华严、法相、禅、律、密各宗相继而兴，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并影响至周边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此一时期的佛教造像开始向着个性化、理想化、现实化的新模式发展，并趋向世俗化，最终完成本土化进程。这种转变扩大了佛教造像的题材范围，且使佛教造像少了些许神秘，多了几分亲切。

鎏金铜香炉

唐代

高38、径46.3 厘米

登封市法王寺2 号塔地宫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法王寺塔位于登封市北5公里嵩山玉柱峰下法王寺北侧。现存唐代佛塔四座，元代及清代佛塔各一座。1号塔高35米，呈方形，密檐式建筑，体现了唐代佛塔建筑的风貌，2号塔位于1号塔西南不远处，为单层方形砖塔，经过考古发掘，2号塔地宫出土有晚唐时期青瓷、白瓷碗和瓶等珍贵历史文物。

迦陵频伽石盒

唐代

长5.3、高4.3 厘米

登封市法王寺2 号塔地宫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黑陶钵

唐代

高4 ～ 12、口径11 ～ 20.8 厘米

登封市法王寺2 号塔地宫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黑釉执壶

唐代

高23.3、腹径22.5 厘米

登封市法王寺2 号塔地宫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白瓷罐

唐代

高14.4、口径8.6、底径7.8 厘米

登封市法王寺2 号塔地宫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白瓷长颈瓶

唐代

高24.4、口径6.6、底径7.4 厘米

登封市法王寺2 号塔地宫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白瓷塔形罐

唐代

高36、腹径25 厘米

1993 年巩义市食品厂工地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三彩舍利匣

北宋咸平元年

高47.3、底边长33.2 厘米

1966 年新密市法海寺地宫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新密市法海寺塔始建于北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为七级密檐式石塔，毁于文革期间。此件“咸平元年”款三彩舍利匣为塔内地宫所出。舍利为佛祖及高僧圆寂火化后结成的珠状物或骨烬。佛教传说，释迦牟尼圆寂，尸骨炼成八万四千个舍利子，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以五金七宝铸成八万四千座佛舍利塔，分布于世界各地。据说中国便有其中19座。此种舍利匣与阿育王用五金七宝铸成舍利塔的含义应相同。

不动明王坐像砖

北宋

高30.2、幅32、厚11.2 厘米

原存开封市繁塔

开封市博物馆藏

        繁塔位于开封市东南1.5公里，始建于北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因其建于北宋四大皇家寺院之一的天清寺内，故名天清寺塔，又因其兴建于繁台之上，故俗称繁塔。它是开封地区兴建的第一座佛塔，繁塔原为六角九层、至元代，由于雷击，毁去繁塔两层，明初，“塔七级去其四，止遗三级”，清初又在残塔上筑六级小塔，封住塔顶，以成今貌。塔身内外壁密布砖雕佛像，皆为北宋时期遗物。

第四单元 书画艺术——得意忘形品自高

    人类对于美的追求由来已久，当原始人类用兽牙、美石串成项链挂在脖子上时，已具一种朦胧的美的观念。人类思维从具象思维发展到抽象思维的时候，对美的概念有了不同的体验，而艺术的产生即是这种体验的实践。以书画艺术为例：文字在经历殷墟甲骨文、两周金文、战国籀文、秦篆、汉隶、楷书，最终确定了书写规范，并在语言表达功能之外，以其书写的笔法、结体、气韵之不同而成为书法艺术；绘画则历宗教画、肖像画、山水画之发展始成为自觉的艺术创作。唐以后，文人越多参与到书画创作中，促使书画作品匠气消退而人文气息渐浓，各以意境之深远论高下。

卜 骨

商代

存长22.7、宽18.5 厘米

1971 年安阳市殷墟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从书法艺术角度而言，甲骨文处于混沌、古拙状态，却也正因这种古拙而为今人所推崇。甲骨文字的初衷并不以追求艺术美为目的，但却因为这种无意识而不自觉的成为了艺术美。此外，甲骨文字象形、表意兼有的构字特征，使其不仅具有以形表意的物象生动之美，更兼追加联想的抽象之美。

“孟姞”铜盨

西周

高17.7、口径29×23 厘米

1990 年三门峡市虢国墓地2006 号墓出土

虢国博物馆藏

        西周是一个礼乐典章大成的时代，文献所谓“郁郁乎文哉”的气象。礼乐大成固然是对于周人富于理性精神的肯定，却也使非理性的书法艺术的创作性受到掣肘。西周中期，金文完成了字体书写的规范化，排篇布局井然有序，笔道上也从早期的首尾尖细与头粗尾细、间杂肥笔发展至精美匀一，形成独具特色的大篆书体。西周大篆书体以圆转曲折的笔势弥补笔划匀净如一所带来的单调感，以不断变化的曲线引导观者体味力与气运行不息的节律。使得西周时期书法艺术一方面少了随意挥洒的个性，却也别具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石圭盟书

春秋

长9.5 ～ 23.5、厚0.1 ～ 0.5 厘米

1980-82 年温县西张计盟书遗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春秋时期是一个礼乐崩坏的时期，各诸侯国既在政治上与周王室离心离德，书法艺术上亦促成诸多以大国为中心的区系风格的形成。其特点在于美化装饰风格字体大盛，并有由南至北影响之倾向。唯晋国书法尚能保持宗周遗风，然字体多趋于简率，已现衰败之象。

竹简

战国

长68.5～68.9、宽0.5～0.9、厚0.1～0.15厘米

1957 年信阳长台关1号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楚国历来被中原各国以蛮夷视之，虽极力追摹中原礼制，但楚人骨子里带有一种神秘奇谲、浪漫潇洒的特质。此种特质决定了楚人尤重感官、视觉之冲击。春秋以后，楚国蔚然成为一大国，所谓“地广千里、披甲百万”，国力的提升促成自我意识的觉醒，文化礼制上，楚人不再以踵迹周人为尚。在书法艺术中，渐渐抛弃宗周大篆书法模式，确立更为图案化的字形，使楚国文字极具装饰性，此点于战国时期的鸟篆书中体现至为明显。此8枚竹简为信阳长台关1号墓出土的遣册，所谓遣册即随葬品清单。根据对遣册文字考释，可借以窥知战国时期楚国名物制度及丧葬礼仪。

“关中侯印”金印

东汉

高2.3、印面边长2.5厘米

1981年温县赵堡村采集

河南博物院藏

        《汉旧仪》：“列侯黄金印龟纽，文曰印，谓刻曰‘某侯之印’；丞相、大将军黄金印龟纽，文曰章，谓刻曰‘某官之章’。”

徐义墓志

背面

 
西晋

高92.8、宽51.8、厚8.4厘米

1953年洛阳市8 号晋墓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魏晋书法于两汉书法继承中有发展。汉末以来铭石书、章程书已现楷范化趋势，多用于私人通信之“行狎书”实际已是行书体。至此，篆、隶、楷、行、草诸书体大部分确立。魏晋时期为古体书法的余晖期，此时书法讲究法度严谨，甚至于追求无一笔无出处，终因其难切实用而式微。以钟繇为代表的新体书法却刚好与此相反。东晋以来书法，尤重视师承家学，涌现诸多书法世家。而此一时期众多书论的出现，把两汉以来书法的自觉审美情趣推向极致。

杨国忠进银铤

背面 

唐代

长32、宽5.4、厚1.2厘米

1970年洛阳隋唐宫城遗址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杨国忠，唐玄宗天宝年间宰相，专任采市银使，负责边市贸易税收。据铭文知其为边将上缴之边郡和市银两，反映唐代“和市”制度的存在。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唐玄宗改吏部为文部，至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又改回吏部，因此铭文所载杨国忠官职为“右相兼文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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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尚恭墓志

 

北宋

长77.8、宽77.5、厚16.5厘米

1936年孟津县北陈村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书法成为自觉的艺术以来，个性的张扬与表达始终是其不变的追求，正像修道之人以形骸为桎梏一样，书法家也以成法为束缚。书法讲求与人的精神境界及文化修养相结合。因此宋代书坛上出现这样一种趋势，即因人论字和以字论人。然而真正可以做到以意胜形，不堕成法的书家必然是熟知成法且能超脱法外，以无法为有法的大家。乃是一种“返朴归真”式的大境界。

 

玉 册

北宋

长21.6 ～ 26.2、厚1.25 ～ 1.4厘米

1985年巩义市北宋皇陵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玉册即刻于玉简上的哀册，为帝王后妃的墓志铭。此批玉册出土于宋太宗皇后、宋真宗生母元德李皇后墓。

 

人物头部画像

南北朝

长37.2、宽19.4、厚6.4厘米

1958年邓州市学庄村出土

南阳市博物馆藏

 

人物脚部画像砖

南北朝

长38.3、宽19.3、厚6.4厘米

1958年邓州市学庄村出土

南阳市博物馆藏

 

青龙画像砖

南北朝

长38、宽19.4、厚6.3厘米

1958年邓州市学庄村出土

南阳市博物馆藏

 

胡人牵马图壁画

唐代

高102、宽86厘米

洛阳市皂角树唐墓出土

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藏

 

武士图壁画

唐代

高204、宽89厘米

唐睿宗孺人唐氏墓出土

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藏

        绘画之源流更早于文字，早期绘画多有其现实功能，或与巫术、宗教有关如岩画、彩陶绘画；或与教化有关如宫室、庙堂壁画，又或是对现实生活的忠实描绘如墓室壁画。少有绘画者的个性抒发与艺术创作。即便如我们所知佛教传入之后对绘画艺术产生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亦仅限于技法方面，而不在绘画者的创作精神。书画艺术之美端在于对实像描写的似与不似之间，唯这似与不似之间留给观者以无尽之遐想，太似则无以想象，不似则无从想象。如墓室壁画这些对于现实生活的忠实描绘的作品，尚不足以构成自觉的绘画艺术。

 

山水图陶瓶

唐代

高14.2、口径4.5厘米

1998年偃师市恭陵哀皇后墓出土

偃师商城博物馆藏

        国画所造意境，至山水画始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山水图瓶浓笔勾勒，淡墨晕染，平林远山，错落有致，危岩深谷，望之森然。绘画技法虽显古拙质朴，构图布局实已妙趣横生。浓笔淡墨间敷以朱、黄粉彩，更添韵致。

 

结  束  语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华夏先民以卓越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华文化，留下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建设我们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原文明史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主流历史，在中原这片沃土上，数不尽的物证折射出文明的辉煌，共同构成一幅幅生生不息、壮丽辉煌的历史画卷。没有继承就没有发扬，没有传承就没有创新，而在继承之前，我们应当知道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