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凝结了几代山西考古人的风华岁月,他们将心血和汗水都奉献给了这片蓝天热土,从筚路蓝缕之创业,到开拓创新之发展,一代代山西考古工作者艰苦奋斗,孜孜矻矻,辛勤耕耘在考古田野,他们在考古事业建设、文物保护、田野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而今回首,不禁令人感慨万千!今欣逢我所六十华诞,兹作一简要回顾。
六十年来,山西考古工作者及其合作者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山西大学、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在田野考古发掘和发现方面成绩显著,举其大者,旧石器时代有芮城西侯度、匼河、襄汾丁村、阳高许家窑、沁水下川、吉县柿子滩等,新石器时代有芮城东庄村和西王村、夏县西阴村、太原义井、翼城枣园、北橄、垣曲古城东关、襄汾陶寺、芮城清凉寺等,夏时期有夏县东下冯、垣曲宁家坡、长治小神、太原东太堡、太谷白燕、忻州游邀、大同马家小村等,早商有夏县东下冯商城、垣曲南关商城、平陆前庄、太谷白燕等,晚商有太谷白燕、柳林高红、汾阳杏花、灵石旌介、吕梁山区青铜器、浮山桥北等,西周有曲沃天马——曲村、洪洞坊堆——永凝堡、绛县横水、翼城大河口等,东周有侯马新田(新绛)、闻喜上郭——邱家庄、长治分水岭、潞城潞河、长子牛家坡和鲍店、临猗程村、太原赵卿墓、浑源李峪、万荣贾家崖等,秦汉时期有侯马乔村和虒祁、榆次猫儿岭、夏县禹王城、平朔汉墓、孝义张家庄汉墓、吕梁汉画像石墓、右玉善家堡墓地等,魏晋南北朝有大同北魏平城遗址和墓地、方山永固陵和司马金龙墓、大同云冈石窟窟前和窟顶遗址、太原辛祥墓、北齐有寿阳厍狄逥洛墓、太原娄睿墓和徐显秀墓、祁县韩裔墓等,隋唐时期有隋代新绛的绛守居园池、太原斛律徹墓、虞弘墓、汾阳梅渊墓,唐代万荣的薛儆墓、太原和长治地区唐墓、永济蒲津渡遗址等,宋元时期有太原和晋东南地区的宋墓、大同的辽墓、汾阳、稷山和侯马地区的金墓、大同、太原、运城和长治地区的元墓等,另外山西的古瓷窑址、黄河漕运遗址、古钱币和佛教遗存的发现等等也非常重要。其中1990年以来先后被评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有曲沃晋侯墓地(两次)、黄河漕运遗址、太原虞弘墓、吉县柿子滩遗址、太原北齐徐显秀墓、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柳林高红商代遗址、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大同云冈石窟窟顶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等。
六十年来,山西考古工作者在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发表考古调查发掘简报、报告和研究论文千余篇,出版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专著50余部,这些成绩在《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建国以来山西省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成果》《山西考古四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山西省考古工作五十年》《中国考古60年·山西省》等书中都做了较多的介绍,特别是《山西考古四十年》对山西1993年之前的考古工作成果做了全面系统的总结。1993年以后这二十年,我所考古成绩斐然,近人皆有目共睹,耳熟能详,在此不一一赘述。这里仅撮要列举近二十年发表的部分考古报告和专著,如《侯马铸铜遗址》《上马墓地》《汾河湾》《侯马陶范艺术》《晋都新田》《侯马乔村墓地》《太原晋国赵卿墓》《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临猗程村墓地》《垣曲商城》《垣曲古城东关》《忻州游邀考古》《晋中考古》《天马——曲村》《山西考古学会论文集》(二、三、四)、《三晋考古》(一、二、三辑)《太原隋虞弘墓》《山西碑碣》《平阳金墓砖雕》《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黄河漕运遗迹——山西段》《翼城枣园》《垣曲上亳》《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北齐东安王娄睿墓》《灵石旌介商墓》《鹿鸣集》《山西碑碣》(续编)等等。在考古研究方面,1993年以后的专著成果主要有朱华的《三晋货币》,张颔的《秦诅楚文》、《张颔学术文集》、王克林的《华夏文明论集》、《<山海经>与仰韶文化》、《华夏文明与“中国”之名探源》、《山西新石器时代文化》,张庆捷的《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民族汇聚与文明互动——北朝社会的考古学观察》、《胡商胡腾舞与入华中亚人—解读虞弘墓》,李夏廷的《晋国青铜器艺术》、《晋国青铜艺术图鉴》,陈哲英的《山西旧石器时代文化》,薛新明的《唐尧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刘永生的《山西吕梁汉画像石》,谢尧亭、田建文的《晋国文化探源》,谢尧亭的《晋都新田文化漫谈》,田建文的《山西金墓砖雕与三善文化》,宋建忠的《龙现中国——陶寺考古与华夏文明之根》,王晓毅的《岁月遗珠——20世纪山西考古重大发现的文化解读》等等。近期我所还将推出《千耦其耘——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六十周年历程》《有实其积——纪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六十华诞文集》《三晋考古》(四)、《丁村遗址群1976—1980年发掘报告》《柿子滩遗址S9、S14、S24地点》《吉县州川河流域考古调查报告》《滹沱河上游先秦遗存调查报告》(一)、《清凉寺史前墓地》《新绛孝陵陶窑址》《临汾下靳史前墓地》《绛县横水西周墓地》(一)、《绛县横水西周墓地青铜器科技研究》、《侯马白店铸铜遗址》《屯留余吾墓地》《南涅水石刻》《蒲津渡遗址》《汾阳东龙观墓地》《大同垃圾电厂北魏墓群》《山西公众考古案例汇编与研究》等一系列著作。
六十年来,在田野考古资料的获取、刊布和研究方式方法上在不断进步,自1993年以来获得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的发掘项目有,朔州市南磨旧石器遗址、吉县柿子滩遗址、太原市王家峰北齐徐显秀墓、柳林高红商代夯土基址、曲沃北赵晋侯墓地1号车马坑、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云冈石窟窟顶北魏寺院遗址分别获得三等奖,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获得二等奖,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和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分别获得一等奖。六十年来在考古资料的刊布和研究方面获奖的著作有50余项,在此不一一细述。
总之,六十年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田野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和科研方面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成果丰硕,可喜可贺。但我们更应该冷静地反思和总结我们的不足和缺陷,以便今后将我所的考古工作做得更好。首先在考古资料的获取方式上,我们有待进一步提高,田野考古调查在空间上南重北轻,特别是盆地调查较多,丘陵和山区工作较少,全省很多区域的考古调查工作尚未开展,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谱系问题其实并没有完全解决,有计划地对全省特别是中北部地下文物进行地毯式普查将是未来考古工作的一个重点;考古发掘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应进一步加强创新意识、科技考古意识和文物保护意识,精细化、规范化、程序化、现代化的田野考古作业理念需要进一步提升,在科技考古方面我们还需要加大投入,人才和设备是决定田野考古质量的主要因素。其次在资料整理上,还存在较为严重的积压现象;在资料发表方式上,还不能达到全面、客观、翔实和科学的标准,在田野调查、发掘和资料整理上应尽量减少人为主观因素对客观材料的干预,在田野报告编写上尽可能较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反映田野考古工作的过程和结果。第三在考古资料研究方面,存在的显著问题是数量多,质量低,表面论述多,深入研究少,更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专著,对于六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深入研究工作应该说才刚刚起步。总体相对而言,田野发掘多,发表报告少;发表资料多,研究论著少;研究论著多,高质量论著少。所以扩大编制,引进人才和设备,加大考古投入,用心考古,我所未来的考古工作将会做得更好。
辉煌属于过去,让我们携起手来,同心同德,共同奋斗,相信我所的明天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