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至1996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墩遗址进行了调查与试掘，发现了遗址内城，约60万平方米，与相继发现的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等为同一性质的考古学文化——宝墩文化（距今4500年-3700年），我们初步将该文化分为四期，宝墩遗址跨一、二期。为了进一步考察宝墩文化的来源、生业形态、聚落结构与聚落变迁、人地关系以及社会发展状况等，同时也是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段子课题“新津宝墩遗址聚落形态研究”的目标内容，2009年底开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在宝墩遗址开展田野工作，并发现了面积达276万平方米的外城。2010年和2011年的田野工作主要包括区域钻探和重点发掘两部分，也取得了喜人成绩。

区域钻探

      钻探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初步了解遗址内的遗存分布状况、地貌和环境等，为弄清聚落结构、聚落变迁打下基础。由于手持GPS的误差较大，钻孔的布点和坐标的记录采用全站仪和GPS两种仪器相结合的模式。首先以宝墩遗址1995、1996年调查时候测绘的永久性基点作为本次全站仪测量布孔的基点，并将内城分为4个象限，在每个象限内再分小区，以保证历年测量坐标和发掘资料的统一性和延续性。然后依据原来测绘的1:2500的遗址平面图，使用全站仪以25米的等距布孔，并在钻探的时候使用GPS将每个钻孔的大地坐标记录下来，大地坐标记录格式采用UTM坐标系统。同时，为了尽可能获取更多的钻探信息，我们依据本次田野工作的目的和方法设计了专门的钻探记录表，并将地层堆积的性质分为有文化层有遗物、有文化层无遗物、无文化层无遗物（生土）、湖相沉积、河流相沉积5种堆积状态。记录的文化层和遗物均仅限于宝墩文化时期，而关于湖相沉积、河流相沉积、无文化层无遗物三者的时代仅依据钻探结果是无法准确判定的，但可结合前两种堆积的平面分布和钻探深度做比较，从而搞清楚宝墩文化时期的遗存分布状况。最后，整理钻探资料，将钻孔地层堆积的性质标绘在遗址平面图上，同时使用地理信息系统将钻探结果展示出来。

重点发掘

       重点发掘主要包括2009年小规模试掘，面积100平方米；2010年10月计划发掘面积800平方米，由于发现大型建筑基址扩方，面积增至1800平方米；2011年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发掘区域主要集中于内城的中心的田角林、鼓墩子，以及外城东南的罗林盘。发现大型建筑基址3座、灰坑130多个、竖穴土坑墓2座。

      在鼓墩子北侧发现大型建筑基址3座，3座建筑分布在南北一条线上，其中F1为一品字形的建筑群，东西向，以长方形主体房屋为中心，南北两侧为附属建筑。整体布局主次分明，相对对称。F1保存情况不理想，现仅保留有局部垫土和柱坑。主体房屋垫有纯净黄土，南北长约20米，东西宽约10.5米，面积约210平方米；保留有柱坑28个，其中东、西侧各8个，南北侧各5个，房屋内部2个。营建附属建筑时地面应该经过人工平整。北侧附属建筑南北长约10.5米，东西长约7.5米，保留有9个柱坑，呈三纵三横，南侧附属建筑南北长约9米，东西长约8米，保留柱坑5个。同排柱坑间距略有差异，南北两排间距大体为2.5米，东西两排间距大体为2米。四围柱坑排列有序，间距呈平行相等，未见墙体部分。F2位于F1的北侧，相距约13米，长约9米，宽约8米，方向朝南，面阔2间，进深2间，由17个方形柱坑组成，柱坑排列有序，间距平行相等。F3位于F1的南侧，相距约22米，南北长约24米，东西宽约12米，面积约300平方米。保留有柱坑28个，其中东、西侧各8个，南北侧各5个，房屋内部2个，柱坑的空间布局与F1基本一致。柱坑平面形制绝大多数为方形，边长多在0.8～1.1米不等，F3有些柱坑边长达1.5米，只有少数柱坑为长方形。柱坑坑壁近直壁、平底，坑内填土不见夯筑痕迹，但紧实坚硬，少量柱坑底部铺有鹅卵石。

    F1叠压在遗址第3段地层下，年代当不早于于宝墩文化一期2段末。F2被晚期破坏严重，已失去原生层位，直接叠压在汉代地层下，打破生土。F3也被晚期破坏严重，大部分叠压于汉代地层之下，只有局部叠压在遗址第3段地层之下。3组建筑基址的空间分布极有规律，目前很难从层位上确认其早晚关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三组建筑均位于内城的几何地理中心，其建筑形式与发现的众多宝墩文化的一般建筑完全不相同，当为大型公共礼仪性建筑。

     灰坑有近方形、长方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等几种，包含物多少不一，以陶器为主，有少量石器。竖穴土坑墓2座，均为狭窄长方形，人骨保存极差，无任何随葬品。

     出土器物有陶器和石器两类。陶器制作方法以泥条盘筑加慢轮修整为主，陶器分泥质陶和夹砂陶两大类，泥质陶数量多于夹砂陶。泥质陶以泥质灰白陶和灰黄陶为主，夹砂陶以灰陶为主。陶器纹饰发达，泥质陶中以划纹、戳印纹、附加堆纹为主，有少量细线纹、瓦棱纹、弦纹等；夹砂陶的器表多饰绳纹。陶器种类主要为平底器和圈足器，不见圜底器，新发现2件三足器，主要有绳纹花边罐、敞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宽沿平底尊、壶等。石器种类有斧、锛、箭镞、穿孔石刀等，有些石器上残留有颜料涂红现象。

植物考古与环境考古

    每次田野工作我们都进行了系统性采样浮选。其中2009年共采集到14份土样，浮选提取到的炭化植物种子数量1430粒。提取到的植物种子种类比较丰富，食物类有水稻、粟、薏苡属、野豌豆属和豇豆属，杂草类有莎草科、飘拂草属、藨草属、莎草属、马唐属、须芒草属、拂子茅属、剪股颖属、银须草、发草属、亥氏草属。在所有的炭化植物种子中，稻谷种子的数量为643粒，占45.0%，并且几乎在所有时期的地层和遗迹单位中都有发现；粟的数量为23粒，占1.6%，且集中出现在宝墩一期的地层和遗迹单位中；薏苡属种子总苞片为18片，占1.3%；野生物种及杂草种子中，野豌豆58粒，占4.1%，其他种子共688粒，占48.1%。

   另外对ⅣT3211地层堆积柱状取土进行了植硅体分析。结果显示从宝墩文化层中发现了大量典型水稻扇型植硅体（底侧面布满龟裂纹，两侧向外突出）以及横排双裂片型（哑铃型）和产生于水稻颖片的双峰型植硅体，同时还存在少量粟类作物的植硅体碎片，表明宝墩先民的经济形态应该是以稻作农业为主，同时存在粟作农业。另外，宝墩遗址存在期间气候波动不大，为温暖湿润的气候类型。

下一步工作计划

     鉴于已经取得的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我们拟今后在以下方面再开展些工作。一是对遗址及周围的古地貌、古环境进行调查研究，并加强对古气候的研究。通过工作，确认遗址内非文化遗存分布区的性质及范围，古河道与遗址的年代关系，由此分析这一时期营建聚落的环境选择，聚落内部的环境与聚落内部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活动对微环境的改造等。二是对各遗存分布区进行重点试掘，弄清各区在聚落分期的位置及其性质，以便分析聚落的内部结构及其变迁历程。三是对遗址周围进行更大范围的调查，了解周围同时期聚落的分布状况及其与宝墩聚落的关系。四是希望能发现代表这一时期文化、社会发展最高水平、反映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的遗存。五是对宝墩时期的聚落结构与聚落变迁、生业形态、人地关系、以及社会发展状况等进行综合分析研究。

  （本文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课题“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区域聚落与居民研究”成果，课题号：2010BAK67B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