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北京市区的地面温度不过30度，房山区长沟镇发现的唐代幽州节度使刘济墓考古现场，地下温度却达到了46度，巨大的排风扇不停地转动，来自文物考古、壁画临摹等方面的专家处于紧张有序的工作中。自6月22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向社会初次公布了刘济墓的考古发掘情况后，8月13日，北京市文物局又公布了刘济墓在墓志研究、壁画保护等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

     出土志文的有趣之处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济墓发掘工程负责人程利介绍，历史上关于刘济生平的描述，主要记载史料为刘济在世时的宰相权载之编写的《权载之文集》及后世编纂的《全唐文》，而刘济墓志文的解读为史料的补充修正提供了重要参考。事实也证明，将3份史料对比，墓志文的发现更客观地还原了刘济的真实职位及历史事迹。

     程利透露，志文与《全唐文》和《权载之文集》比照，在字数、字的写法等方面出现了很多有趣之处。刘济墓志志石刻有楷书志文1543字，其中正文1392字，比《权载之文集》和《全唐文》中的“刘公墓志铭”记载的文字都多。另外，刘济墓志上记载“公姓刘氏，讳济，字济”，而在《权载之文集》和《全唐文》中，刘济的字均被记录为“字济之”。墓志上的记载却与《新唐书》一致，故初步考证刘济的表字应为“济”。尤其让人惊讶的是，在新出土的志文中出现了很多现代使用的“经”“铭”“继”等简体写法。他推测，原因可能是撰写墓志的人书写比较随意，前期按楷书写，后期有转为行书的表现，呈现笔画简洁、用字简单的趋势。同时，志文对于刘济的官职称号有“司徒恭公”“皇特进左金吾卫大将军”的描述，与《权载之文集》一致，但与《全唐文》不同。

     对此，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孙继民表示，出土文献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现存相应文献的有无和多少，现存文献越缺越少，出土文献价值就越大越珍贵。出土的唐志内容与史籍传世的同一唐志内容存在差异和异文并不奇怪，这与唐代墓志的体例和形成机制密切相关。再者，唐志中撰者预写的志文与志石实刻的文字，有时并不完全一样。有些技术性的内容可能要到下葬时才能确定，比如，撰者预撰时可能会预留一些填空的字句。

    撰文者为当朝宰相 刘济墓志的撰文者为当朝宰相权德舆（字载之），人们所熟知的如柳宗元、刘禹锡皆出自其门下，可谓当时的文坛泰斗。权德舆奉诏撰文，可见皇帝对刘济的恩宠之盛。志文书写者为归登，史书记载其擅长多种字体，但是墓志文不见归登的记载。孙继民解释，在唐代，体例完备的墓志铭一般标注有撰著人、书丹人和镌刻人。其形成过程通常先是撰著人根据志主的有关材料撰成文稿，然后是书丹人将撰毕的文稿用朱砂誊抄于志石之上，最后由镌刻人依据书丹人的笔画刻字成铭。因此，出土的刘济墓志应是权德舆撰文在先，归登书丹篆额在后，史籍所载的刘济墓志文不见书丹人归登也顺理成章。

     而关于刘济的下葬时间，《全唐书》的记载和《权载之文集》的记载有所出入，一说为“冬十一月”，一说为“冬十月”。出土墓志确认其下葬时间为“冬十一月”。程利说，可以确认的是刘济农历七月去世，11月下葬，期间三四个月时间为墓葬的选址、建筑时间，由于时间仓促，导致墓穴建筑不到位。“刘济墓中虽然棺床精美，但可以看到只有第一层和中间部分是浮雕，其他四层只有墨线和彩绘线条，没有进一步雕刻。由此看出修建十分仓促。”

    而对于人们好奇的六进墓室的最后一间为何会有6枚金代大定通宝，专家推测这可能是金代盗墓者所留，也可能是金代刘济墓重修时所留。孙继民则提出另一种可能性，即刘济墓为金代迁葬，他说刘济的父亲“刘怦始葬地在南苑，而刘济墓在房山，两地相隔几十里。是什么原因造成父子两人葬地如此遥远？是父子二人本来各葬一方，还是父子二人始葬南苑，金代时一起迁葬于今长沟镇的坟庄？”而如果是迁葬，他推测，长沟镇坟庄一带就不应只有刘济墓。

     壁画保护没有可循经验

     6月22日刘济墓发掘现场，考古人员曾向公众展示了墓道两侧呈对称排列的菩提树图案壁画。程利介绍，这层壁画为刘济夫人去世时绘制，在此壁画下面还另有一层壁画，是刘济去世时所描绘，底层壁画内容更为丰富，但是两层壁画紧紧贴在一起，如何分割，还需进一步考证，其难度在国际上也极为少见。对于表层已揭露的壁画，壁画临摹专家正在对壁画内容进行提取和保护，把壁画能够看到的、代表当时绘画水平的线条进行描绘，待初步提取后再进行复原、仿制、上色，并进行复旧处理。

     谈及壁画恢复为何不用激光扫描，工作人员解释，激光修复要求壁画没有任何异物覆盖，但是由于壁画受灰尘遮盖和污损等，必须人工操作才能解决，此项工作对操作者的艺术素养和描摹修复经验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北京市文物局负责人表示，今后，文物研究所将继续公布刘济墓的最新考古成果，解释刘济墓为何没有夫人尸骨、刘济墓与房山的渊源等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