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位于临沂城北10公里处的洪家店村窑场在烧砖取土时发现一座古墓，原临沂县文物组（今临沂市博物馆）考古工作者闻讯赶到后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一、 墓葬形制及其随葬品

　　该墓为土坑竖穴单葬墓，南北向，石椁木棺。墓圹南北长5.65米、东西宽4.2米。椁周用不规则的石块垒砌而成，西侧为棺室，木棺偏南放置，东侧为边箱。椁顶由大小不同的石板覆盖，部分盖石已塌陷，椁内满是淤泥积水。边箱内随葬的漆木器均已腐朽无存，仅见有残漆片，尚可辨识的器形有奁、盘、耳杯等。在耳杯的残耳和漆盘的残底上，均发现有“当道北里”隶书四字，当为漆器作坊所在。从金雀山、银雀山汉墓出土漆器可知，当时这里即有较发达的漆器制造业。如1983年12月，发掘清理了金雀山26～34号9座西汉时墓，出土漆器耳杯、樽、盘、盒等100余件，造型优美，色彩绚丽，纹饰图案精巧，线条运用娴熟，反映了较高的艺术水平。 其中出土的一件漆耳杯上书“开”字，可能表明它是当地开阳作坊的产品。临沂故城西汉时期为开阳县治。该墓木棺长2.3米、宽1.3米。棺盖北端上置玉璧一块，已被下落的盖石压毁。棺木已朽，只残剩一层有红色条纹的黑漆皮。尸骨仅存痕迹，在骨架处发现由金缕玉片缀成的头罩、手套和脚套。头部东北角有一件铜驽机。西北角有西汉半两钱90余枚，已锈结，其中部分为文景、武帝时期的四铢半两钱。左手下与右肩下各置铁剑一把，右手执玉佩一件。腰部有覆斗钮玛瑙方印一枚，边长2.3厘米、高1.6厘米。玛瑙质地洁白细腻，阴文小篆“刘疵”二字，当是墓主人姓名，该印被定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随葬品中还有镶嵌金银宝石的琴瑟四件、玉剑腊、玉饰件、铜带钩等殉葬品。

    二、金缕玉衣出土的意义

　　该墓金缕玉衣经复原，有一件头罩、手套二件、脚套二件共5个部分组成。头套高29厘米，由面罩和帽两大部分构成。面部造型，以玉的色彩配搭和形状显示出眼、鼻、嘴的五官形象，给人以神秘、安详、沉静之感。手套有左右手之分，均长15厘米。脚套为方头、平底、高筒，且可区分左右两只，左脚套长27厘米，右脚套长28厘米。玉衣片均用青玉制成，共计1140片，玉片的大小形状，是根据人体各部位的不同需要而设计磨制的。玉片以长方形为主，间有少量三角形状，玉片多呈青色，部分玉片受侵蚀。玉片很薄，质地晶莹细腻，有的玉片背面尚存有装饰性纹理图案，由此可知该类玉片很可能是用旧玉佩类玉件改制加工而成的。大小玉片四角均钻有小孔，用金丝以十字交叉式联结起来，金丝仍然明亮坚牢，很少断折。

　　西汉早、中期，国家统一，经济开始恢复，政治局势相对稳定，人们生活安稳富足，自然有较多时间去追求享受，人一旦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很自然就会害怕死亡，于是，人们就开始不惜一切去寻求永生的方法，如：汉武帝敬鬼神之祀，多次派方士到海外寻访仙人与不死之药；淮南王刘安笃信仙学，终日沉迷于求仙活动；同时，汉人受楚文化影响极深，汉代国君和大臣出自楚地甚众，楚文化被直接继承下来，而楚人笃信神仙偏好巫术，鬼神思想盛行，另一方面，汉初流行黄老之术，神仙学说就成了汉人思想的一部分。因此，汉人极度沉迷于营造死后的生活，力图把人世间的一切带到阴间，继续享用，导致厚葬之风一发不可收拾，随着汉代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的纺织、铜器、漆器、陶器、玉器等都较为发达，也为统治阶层生前穷奢极欲，死后则实行厚葬提供了物质保障。然而，要保证其死后能顺利进入阴间，则需要一些“介体”帮助，那就是葬玉的使用。通过考古发掘汉代墓葬出现大量的殉葬品以及金缕玉衣，也印证了汉代厚葬之风盛行以及葬玉制度日趋完善。以玉殉葬由来已久，根据考古的发现葬玉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即先民有了用玉祭祀和随葬的习俗。历经夏商周三代到汉代时达到顶峰，东汉以后走向衰落，这与古人对玉的神化和迷信有关。古人认为，玉乃山川之精英，自然界之精华，具有神奇的功能和不可思议的灵性。汉代作为葬玉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葬玉不仅代表着当时玉制作工艺和审美观点，更是国家经济实力和执政理念的体现。汉代葬玉从形制上大致可分为玉衣、玉琀、玉塞、玉璧等。玉衣、玉琀、玉握、玉塞为人体所使用。玉璧是放在棺椁内外的，前者是防止灵魂出窍而尸身不朽的，后者则是为死者祈得永生。刘疵墓棺顶放置的玉璧，即起到装饰棺的作用，玉璧自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被赋予祭天，礼天和通天的功能运用，是引导灵魂升天的“介体”，是沟通人和天地的神器。葬玉琀蝉出自汉代，因为蝉可以从地下爬出来而变化的，古人认为，蝉不吃东西只吃露水就可以引吭高歌。被人认为可以重生，所以一般含在嘴里。古人认为，人死时不能空手而去，要握着财富及权力。刘疵墓主右手执玉佩一件，正体现了这一说法。晋代著名炼丹家葛洪在他的《抱朴子》中说：“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这一说法充分体现了古人对玉的崇尚和迷信。玉堵九窍的葬俗曾盛行于周，延至两汉而不衰，进而汉代时期逐渐形成了皇室贵族葬玉的一种制度。 

　　“玉衣”之名最早见于《汉书》，随后在《后汉书》、《三国志》和《西京杂记》中亦有所述，或作“玉匣”、“玉柙”等。根据考古资料考察，我国早在东周时期就有在死者脸部附以缀面玉幕、身上敛以缀玉衣服的习俗。1954年、1955年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发掘的春秋晚期和战国墓葬中，发现有些死者脸部有许多带孔的玉石片，并按五官位置排列。卢兆荫先生认为其为“玉衣盖脸的雏形”。身上也有一些带孔的长方形石片，原应收缝制于身上。1995年在山东长青县发掘的西汉济北王刘宽墓也见有玉覆面，只是其形制较前期更为完备，可谓为“玉衣”来源提供了最好的注脚。完整的“玉衣”外观与真人形体相同，由头部、上衣、手套、裤筒和鞋子五部分组成。各部分均由若干件玉片缀成，编缀用的丝线是判断玉衣档次高低的依据。如果以金线编制即为“金缕玉衣”，以此类推，银缕玉衣、铜缕玉衣和丝缕玉衣。

     根据目前发掘情况，共有18座西汉诸侯王墓随葬有“玉衣葬制”，均为文景之后。其中河北满城刘胜墓、徐州狮子山汉墓等出土“金缕玉衣”8套、曲阜九龙山墓出土“银缕玉衣”1套、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丝缕玉衣”，套，徐州东洞山墓、北京大葆台墓等不明织线玉衣8套。除诸侯王墓外，西汉许多列侯贵族墓也有玉衣陪葬，如河北邢台南曲炀侯刘迁随葬金缕玉衣、陕西咸阳杨家湾周氏父子墓随葬银缕玉衣、江苏扬州“妾莫书”汉墓随葬铜缕玉衣等等。这说明玉衣的使用经历了一个从不完备到完备的过程，西汉时期玉衣分等级使用的制度尚未建立。《后汉书·礼仪志下》记载了东汉时期的玉衣使用制度，皇帝葬以“金缕玉柙”，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如越级使用，则为僭越，要受到严厉制裁。1997年，在临沂西城区曹王庄村东，抢救发掘了一座东汉琅琊王夫妇合葬墓，墓室为地上砖砌多室建筑，即出土了金缕玉衣、铜缕玉衣片2000余片。玉衣敛尸葬制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据《三国志·魏文帝本纪》记载，曹魏黄初三年（222），曹丕鉴于“汉氏诸陵无不发掘，乃至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于是禁止使用“玉襦玉匣”。也许从此就废止了玉衣葬制。因为至今尚未发现汉以后的玉衣。

　　刘疵墓出土的金缕玉衣（见图）只有头罩、手套、脚套，没有上衣和裤子，有两种可能：一是墓主人级别不够殓以整套玉衣；二是西汉早期玉衣制作尚在发展过程中，还未达到以后的完备整齐程度。稍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出土了两件整套金缕玉衣。该玉衣的形制与其他墓葬出土的金缕玉衣形制大不相同，这也正是它的重大考古价值之一。在全国仅此一件套，它的发现不仅使人们看到了早期玉衣独特的形式，也为研究汉代帝王贵族葬俗和玉衣制度的形成增添了宝贵资料。

     三、关于墓主人时代与身份

　　 刘疵其人在史书中无明确记载。根据墓室形制与随葬品的时代特点，特别是出土钱币中仅见半两钱而不见五铢钱，所以，该墓其年代下限最迟当不会晚于武帝时期，其年代应为西汉早期。玉衣在汉代是皇帝与贵族死后专用的葬服，结合该墓葬形制规格来判断，墓主刘疵可能是位列侯一级的汉代宗室人物。《汉书·王子侯表》载有“顷侯刘得疵”，是否即系刘疵，尚待考证。另有学者根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和《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七鲁侯奚涓条：“（奚涓）以舍人从起沛，至咸阳为郎中，入汉，以将军从诸侯，侯四千八百户，功比舞阳。侯死事，每代侯。”以及《集解》：“徐广曰：汉书云，鲁侯涓，涓死无子，封母疵。（考惠）六年（前189）母疵薨，无后，国除的”记载，认为该墓主为鲁侯奚涓母疵，但由于该墓是疵薨后数十年，始铸的文景帝四铢半两，故此说有待商榷。

    刘疵墓主人为何身份，只能从墓的发掘情况和同时出土的器物来加以考证。殉葬品有剑一把，有铜驽机。通过出土的这些殉葬品来看也能代表墓主人的特殊身份。应是墓主应当系汉宗室成员或随汉皇征战的功臣。

　　 刘疵墓的发现，对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和文化发展，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我们研究汉代墓葬的形制、葬俗和金缕玉衣的制度等方面，提供了丰富而又确切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