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配合临汾市三星凤凰府项目建设工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临汾市文物考古工作站等单位于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对建设范围内的西赵遗址进行了发掘。遗址位于临汾市尧都区尧庙镇西赵村西100米处，地处汾河东岸二级台地上，地势整体较为平坦。遗址范围内有少量沟壑断崖，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300米，总面积约60万平方米。根据以往调查，遗址内含夏代、东周、汉代、唐代、元代和明代等不同时期的生活遗迹和古代墓葬，是一处面积较大且内涵较为丰富的古代遗址。此次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共发现遗迹62处，清理遗迹52处，包括灰坑12个，墓葬40座。遗迹和遗物的年代包括夏代、东周、汉代、唐代、元代和明清等多个时代，出土器物主要包括目前可以复原的陶器30余件（三彩瓶1件），陶俑60余件，瓷器60余件，鎏金铜器、银器、铜器、铁器、石器、骨器和玻璃器等40余件，砖墓志2合、石墓志1合、墨书砖铭1件。

　　灰坑的时代主要为夏代、东周和汉代，出土石刀、石斧、石凿、骨笄、骨匕以及大量陶片等，可以复原的陶器包括陶鬲和陶罐等。墓葬及出土器物是此次发掘的重要收获之一，包括唐代墓葬12座、元代墓葬1座、明清墓葬26座、时代不明墓葬1座。

　　唐代墓葬均为单室墓，包括砖室墓8座、土洞墓4座。其中砖室墓主要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大体为长条形、竖穴直壁、斜坡底或阶梯状底，墓室为弧边长方形或弧边方形，穹隆顶，墓主人多为二人合葬。土洞墓的墓道大体为长条形、直壁斜坡底，墓主多为二人合葬。上述唐墓的葬具均为一具木棺，二人合葬时两者共用一棺，根据残存遗迹来看，木棺的形体较大。出土器物包括彩绘陶罐、三彩瓶、各类陶俑、鎏金铜环、鎏金铜泡钉、银钗、玻璃器、铁器、石质或砖质墓志（均为盝顶形）和钱币等，其中以M2、M3、M17和M45出土器物较为丰富。

　　M2为砖室墓，墓室长500厘米、宽490厘米、残深450厘米，出土泥质陶俑、鎏金铜饰、铜镜、铜泡钉、铁器、兽面纹瓦当、玻璃器（目前正在修复中）和石墓志等。志盖以篆书题写“大唐晋州洪洞县何君墓志铭”，四刹阴刻卷草纹、侧面阴刻四神，墓志字体为楷书，根据其内容可知墓主人姓何名洛，字通达，“其先南阳人也”，“春秋八十有三卒于平阳崇福里第”，“以永隆二年二月六日葬于州南三里”。墓志开头部分还有关于墓主人先祖的追述“汉大将军进之华绪”“祖齐卓君太守”“考隋朝请大夫”，此外还叙述了墓主人的一生及亲人的怀念。永隆为唐高宗李治使用的第11个年号，永隆二年即公元681年，此墓不但是临汾地区首次发现的唐代纪年墓葬，而且也是山西地区首次发现玻璃器的唐代墓葬。M3为砖室墓，墓室长宽均为350厘米，残深180厘米，出土彩绘陶罐和陶砚等。另外在拆除墓室的过程中于墓室东南角最底层的一块绳纹砖上发现有墨书痕迹，其上有“维大隋大业十年岁次甲戌五月戊戌朔十八日乙卯前没故人唐长□孙妇程铭”等内容，大业十年即公元614年，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判断这块砖铭可能是当时唐代人修墓时利用了以前的旧砖。M17为土洞墓，墓室长270厘米，宽160厘米，出土镇墓兽、武士俑、男女侍从俑、骑马人物俑、陶牛、陶羊、陶狗和陶猪等各类陶俑共计47件，另发现有陶磨、开元通宝（8枚）和砖墓志等。墓志为墨书，保存情况较差，目前还无法释读。M45为砖室墓，墓室长460厘米、宽450厘米、深130厘米，出土三彩瓶、陶罐、鎏金铜泡、鎏金铜环、铜带具（14件）和砖墓志。墓志为行书，以白色颜料书写，保存情况较差，无法完整释读，但是墓志中出现武则天所造二十字中的“日”“月”“年”三字，因此可以认为M45的年代应在武周时期。

　　元代墓葬为砖筑单室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为长条形竖穴直壁平底状，砖砌墓室大体为方形，顶部为四角叠涩穹隆顶。出土器物包括陶罐、白瓷碗、黑釉鸡腿瓶和褐釉盘等。明清墓葬多为土洞墓，由竖穴墓道和土洞墓室组成，墓主或为单人葬、或为二人合葬，葬具均为单木棺，仰身直肢葬者居多。出土器物有陶罐、陶俑、黑釉或褐釉瓷罐、黑釉瓷瓶、白釉瓷碗、铁棺环、铁钉和康熙通宝等。

　　通过此次对临汾西赵遗址的发掘，可知遗址延用时间较长，大量的出土器物为准确把握遗址的内涵及性质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特别是此次发现的12座唐代墓葬及出土器物丰富了山西地区唐墓的资料，纪年唐墓的发现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山西唐墓提供了较为准确的参考。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临汾市文物考古工作站   王金平   杨及耘   李永敏   王飞峰   张新智   狄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