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园塘塘底建筑基址局部
根据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沩水流域史前与商周时期文化遗址调查课题组2013年度的调查计划和工作安排,于2013年10月至2014年1月在沩水一级支流楚江流域开展系统调查工作。前期主要在楚江流经区域青山桥镇、流沙河镇境内进行拉网式踏查、考察两岸的地形、地貌,对部分遗址点进行复查,以确定重点开展工作的区域。根据调查发现和综合对比决定在青山桥镇桥北村罗家冲遗址点重点开展调查工作。
调查经过及相关发现
通过踏查、清理断面、勘探等方法对罗家冲遗址的分布范围、堆积层次、保存现状有了初步的了解。2013年11月份在开展调查工作的过程中,正遇青山桥镇政府、桥北村村委会对罗家冲遗址范围内大园塘、小园塘、草塘三处水塘进行冬季水利清淤工程,我们在水塘底部清出的塘泥中采集到大量的遗物标本(器类主要为石器和陶器),同时在清淤后的大园塘塘底发现了大量的柱洞遗迹。为了掌握和确认部分柱洞遗迹的开口层位和分布规律以及遗址的时代特征,便于准确把握采集遗物的出土背景和层位关系,我们在大园塘塘底北部未清理到生土,尚有文化层残余的区域布设了10×3米、9×4米的探沟2条,进行初步的清理工作。
经过初步清理,目前已经确认的柱洞遗迹约120处,柱洞口径、深浅、坑内填土略有不同。柱洞直径大致分为14~25厘米、30~50厘米、65~80厘米三种规格,现存深度在5~50厘米之间。其中10余处柱洞存在打破关系。同时我们发现这些柱洞具有一定的分布规律,其中一组直径达80厘米的等距柱洞特征较为明显。根据目前已发现的柱洞的大小、形制结构及其分布规律,我们推测罗家冲遗址范围内当存在一处高规格的房屋建筑遗存。从柱洞的分布规律及走向来看,该建筑遗迹在南、北、西三个方向都延伸至水塘外围的稻田中。
此外,依据不同规格柱洞间的打破关系,我们推测该组建筑遗迹废弃后,在此之上可能又建有规模略小的一组或几组房址。由于该建筑基址目前尚未完全揭露出来,且位于水塘底部的柱洞遗迹的上部堆积在早期开挖水塘时已被取土破坏,多数开口层位不明,具体情况尚有待进一步发掘验证。
出土遗物
出土陶器
出土石器
在调查和清理塘底淤土堆积的过程中采集到大量石器和陶器标本(小件标本近220件)。石器的种类分磨制、打制两类,以磨制为主,器形有石斧、石刀、石铲、石镞(分三棱形、柳叶形两类,以柳叶形为主)、石锛、石凿、石球、砺石等。陶器质地分为泥质、夹砂、硬陶三类,以夹砂为主,泥质陶次之,硬陶数量较少。可辨器形主要为釜、鼎、豆、罐(高领罐、矮领罐、双沿罐等)、尊、鬲(足)、圈足盘、圈足碗、纺轮(均为扁圆形)、蘑菇状陶垫等器物,其中三足器和圈足器较为发达,陶器镂空较为普遍(圈足多饰镂孔)。器物纹饰有绳纹、弦纹加交错绳纹、绳纹加刻划纹、方格纹、斜方格纹、弦断绳纹、镂孔、篮纹、弦纹、按窝纹、按窝加刻槽、按窝加绳纹、刻槽、刻划纹、瓦棱纹、扉棱、扉棱加绳纹、附加堆纹、凸棱纹、弦纹加重圈纹等。
遗址时代特征及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罗家冲遗址的石器磨制较为精细,钻孔技术发达。鼎足发现较多,形制种类丰富,大致分为宽扁三角形、圆锥形、截面呈椭圆形、宽扁长方形、小锥形等几大类,外侧多饰刻槽、刻划纹、绳纹、瓦棱纹、刻槽加绳纹、扉棱加绳纹、附加堆纹、按窝纹、按窝加刻槽等纹饰。其中宽扁三角形、截面呈椭圆形、圆锥形鼎足在湘潭县堆子岭遗址中较为多见,除装饰略有不同外,形制较为接近;表面饰有瓦棱纹的宽扁长方形鼎足多见于湘乡岱子坪遗址三期遗存。另外,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在大园塘塘底采集到一件残缺的马鞍形穿孔石刀,此类石刀在湘江流域目前仅见于浏阳樟树塘遗址,但在临近的江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的遗址中较为普遍,多出土于商时期的文化层中。如在江西修水山背遗址、清江樊城堆遗址、吴城遗址及万年遗址中均有发现,另在吴城遗址和清江樊城堆遗址中还出有一定数量的马鞍形陶刀。
通过以上特征,我们初步认为该遗址的时代大致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文化面貌具有浓厚的土著文化特征。
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湘东地区和赣鄱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文化传播和交流较为普遍,在文化面貌上具有许多共性特征。通过对罗家冲遗址出土遗物的整体面貌进行初步观察,我们发现该遗址除与临近的堆子岭文化、岱子坪类型关系较为密切外,可能也受到了赣鄱地区同时期文化的强烈影响。
有学者认为,湘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都不是原生型文化,完全是外来文化作用下的产物。同时,进一步认为从鄱阳湖和赣江流域到洞庭湖区之间,是没有交通障碍的。湘赣之间的早期交流,或许并不是通过鄂东的长江通道,而是由湘赣之间的山间河谷和走廊进行的。
罗家冲遗址的发现,对于我们补充和完善湘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湘赣之间文化传播走廊的重要性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何 佳 曹栋洋 孙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