凹眼窝、粗眉毛、浓卷须、小花帽，怀抱都塔尔自弹唱，黑白“袷袢”身上罩。

　　大不盈掌的画面中一位维吾尔族都塔尔大叔形象简洁明了，形神兼备，俨然是一幅当代艺术大师的西部写生小品（图一）。如果不是在基建工地现场目睹过它的出土过程，很难令人相信这是一件来自七百年多前的元代瓷器标本。

　　近日在河北省峰峰矿区的某建筑工地，出土了这块元代磁州窑人物纹瓷片。

　　这是一块白地黑花大盘的底部残片，最大尺寸为21.5厘米，虽然严重残缺，但是工艺特征和主题纹饰仍一目了然。盘底纹饰使用了白地黑绘加刻划的装饰技法，墨块与底色映衬巧妙，刻划与绘画犀利洒脱，纹饰线条简练生动，人物特征准确鲜明，只用了寥寥数笔就将一个维吾尔族都塔尔大叔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出来，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磁州窑艺术家对人物特征的理解把握和善于捕捉线条的高超技艺。

　　然而这块瓷片的更大价值在于它所刻画的纹饰本身——因为维吾尔族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伊斯兰教禁止膜拜偶像,禁止制作和悬挂任何人的画像，所以人物纹饰在维族属于艺术禁区。

　　古代各类文献将各地少数民族或异域人物都笼统地称为“胡人”，胡人形象大都是浓眉凹眼、高鼻卷须，类似此件标本这样民族个性特征如此准确鲜明的人物纹饰在宋代以前非常罕见，而在金代及以后的磁州窑中则大有“人”在（图二、三）。

　　磁州窑生产的这些民族个性如此鲜明的作品无论是生产的数量还是写实艺术所达到的高度都大大超越了以往历朝历代，也是同时期其他艺术载体以及其他陶瓷窑系所望尘莫及，俨然构成了一幅陶瓷版的“华夏职贡图”。

　　磁州窑自宋代开始兴盛，核心产区在今河北邯郸的观台和彭城一带并逐渐覆盖了整个中国北方；这里在金代处于女真贵族统治之下，而金国是一个包括北方诸多民族（如女真、契丹、高丽等）的多民族国家。在女真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的背景下，磁州窑创作了许多以少数民族或特定人种为表现对象的艺术作品。

　　蒙元统治时期，东西方之间人民的交往空前繁盛，据《蒙古族通史》和《元史》等记载：

　　早在成吉思汗西征中，大批投附的官员、军卒、工匠、艺人等被掳东来，以后又辗转迁入内地。随后是大批中亚商贩、旅行家，沿着东西驿道，络绎东来。旭烈兀西征时，中亚和西亚地区又有许多工匠，其中有许多是畏兀儿（即现在的维吾尔）人和原西夏的党项人被迁到内地。元人文献把这些东来的各族人民分别泛称为回回人、西域人或大食人，他们被统归于“色目人”；而包括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高丽等民族以及云南、四川两省的人民则被统一归于“汉人”。色目人在内地随意居住，踪迹遍及城乡各处，但在某一区域内又往往保持小范围的聚居，嫁娶丧葬、宗教信仰仍维持原有的习俗。

　　与此同时元朝与周边藩属小国和宗属的四大汗国以及与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多国的关系非常密切，交往也十分频繁。

　　迁居各地的蒙古、维吾尔、党项、女真、契丹、高丽等北方各族，甚至包括部分出使或经商来华的波斯人、阿拉伯人、欧洲人等，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有的保持了原来的民族属性，有的则与居住地的汉族或其他民族融合，逐步被汉化或演化为其他民族，都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光荣一员。

　　东西方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空前密切，人口交互迁移非常频繁，促进了民族融合，也促进了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个时期的北方陶瓷产业已经大部被磁州窑或被其支系所覆盖；彭城一带是磁州窑的核心产地，制瓷业以及由此带动的相关产业达到空前规模，其产品也已走出国门，远渡重洋，通过海上陶瓷之路销往东北亚、东南亚、西亚、中东、北非、东非等地；各地区各民族的工匠艺人、商贾游子、文人士庶、僧俗番客等三教九流云集于此，彭城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汇集之地，这在客观上为磁州窑工匠提供了许多创作素材，为创作出带有维族或其他民族人物纹饰的艺术品创造了条件。

　　彭城出土的这件维族人物纹标本反映出元代彭城一带可能有维族聚居，他们与各族人民亲密友好，关系融洽。轻松和谐的民族关系激发了磁州窑工匠的创作激情和灵感，而且汉族工匠可以不受伊斯兰教关于禁止图腾崇拜和人形图案制作的教义束缚，所以才产生了这件带有维族人物的艺术品。

　　这件维族人物纹标本充分展示了维族人民热爱生活，爱好和平，与人为善，乐观豪放的民族个性，同时也体现出维汉两族人民和睦相处、守望相助、肝胆相照、休戚与共的民族情感。

　　磁州窑以自己独有的艺术手法塑造的多民族人物艺术形象，生动表现了华夏文明包容并蓄的博大胸怀，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忆，更表现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族人民源远流长、血浓于水的手足情谊以及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割断的民族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