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魏武王和《鲁潜墓志》上武字和魏字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铭刻专家赵超指出：魏武王的“魏”字，和现在我们写的“魏”字不一样，是在“委”和“鬼”两个字中间加了一个“山”字，这是在秦汉时期大量出现的标准写法，东汉晚期也是这样，魏晋以后就改变了。北朝时期，就把“魏”字的“山”字移到“鬼”字上面去了。再晚一点，这个“山”字完全消失了。我们通过这个字的写法，能够把它的时代判定在东汉到魏晋时期。

    郝本性先生指出：《鲁潜墓志》是标准的隶书八分体，研究文章正式发表过，10多年来也没人提出过异议。偏旁混用在魏晋南北朝很常见，这叫“碑别字”，当时乌龟的“龟”字，有160种写法，陆明君的《魏晋南北朝碑别字研究》中，把“止”、“山”混用当做一个典型的例子。

    十六国时期在西晋以后、北朝以前，所以其写法更接近于曹魏时期，不足为奇。

  《鲁潜墓志》中的“武”字下面就是一个“止”字，直到现在还有这种写法，而他们视而不见，把“止”字看成了“山”字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大概是水平有限吧。

四、关于闫沛东称自己有人证和物证：人证方面有西高穴村村民徐某，他是考古队发掘时雇佣的民工，见证了两年来村、乡、县直至市政府介入流入假文物过程；物证方面有河南考古队去年在南阳地下造假窝点几次伪造石牌的部分模具问题

    闫沛东先生所说的是一派胡言，如果他有人证和物证，为什么不在会上拿出来？这可是一次最好的展示机会和舞台啊，在这个场合拿出来是最有力的证据。此时不拿显然是没有，只好回去再造假吧。另外，他说他有河南考古队伪造石牌的部分模具，明眼人一看就应该知道他是多么荒唐和离谱。因为曹操墓中出土的石牌都是青石质的，不是水泥或石膏等可塑的材质，要造假也根本用不上什么模具。这个人心态十分有问题，他来自于河北，为了特殊利益极力否定安阳发现的曹操墓，为了达到否定安阳的曹操墓的目的，他已经到了甚至造谣等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了。我相信如果曹操墓出土于其他地方，假如在安徽亳州，他会同样这样做的。

五、关于2008年我曾在《这里就是曹操墓》中称，器物上有“魏武王家用”文字，后来发掘的却是“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闫沛东因此质疑

  《这里就是曹操墓》是我当时根据对《鲁潜墓志》出土地点和西高穴大墓（也就是后来的曹操墓）进行实地调查后，结合历史文献上有关曹操墓的记载所写的一篇论文。其实，这篇文章最早是发表在学术刊物《故宫学刊》上的，后来，转登在《报林》杂志上。当时，为什么他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呢？为什么直到现在曹操墓真的在此发现了，他才出来指责我呢？显然当时他没有看重我的这篇文章，现在真正的曹操墓在这里出土了，有了实质性的利益，于是他就开始恶意指责了。如果他坚持认为那样，那只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想法。

    论证和论述一个问题往往需要大胆推测，小心求证，在这篇文章里，我详细列出了推测和论证它是曹操墓的各种理由。要没有这种方法，为什么河北的刘心长先生非要坚持曹操墓在漳河北岸的河北境内？亳州的李灿先生为什么非要坚持曹操墓在亳州的薛阁塔下呢？

    至于“魏武王家用”文字，后来发掘的却是“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字样的问题，当2008年我在《报林》杂志上写那篇文章时，我还没有见到过那个被盗的石牌，仅是在此之前，中央电视台拍摄《寻找曹操墓》时他们得到了这个石牌的照片，上面所刻文字不是太清楚，但是最上面的“魏武王”三个字却非常清楚。因此，后来其下面的文字被解读成不同的内容，有的解读为“魏武王家用”，有的解读为“魏武王墓用”等等。后来见到石牌后，我们方知道是“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几个字。

    曹操墓中共出土60余块石牌，其中只有一块是从盗墓分子手中收缴过来的。而这个石牌的形状、大小、刻字用语、书法特征与墓葬内发掘出来的石牌完全一样，从而反证了这个石牌是从这座墓中盗出来的。而不能强词夺理，认为有一块石牌是从盗墓分子手中收缴的来否定石牌的真实性，更不能否定其他石牌的真实性。

六、关于判定此墓为曹操墓地最直接的证据是什么，有人认为因为墓志和印章的缺失，断定为曹操墓缺乏有力的证据的问题

    其实，我们判定此座墓葬为曹操墓，主要还是根据墓葬出土的地层关系、墓葬形制、墓葬级别、出土陶器等最具有时代特征的文物，更重要的是出土的石牌上的文字记载。怀疑墓志缺失的人其实不了解墓志的产生背景。因为曹操当时禁止立碑，晋武帝司马炎上承曹魏旧制，诏曰：“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一禁绝之。”于是以墓志埋葬圹穴中，墓志代碑才会出现。据《北京碑帖收藏概述》中所记，“西晋时期出现了卖地券、墓志（砖）等刻石文字”。正因为“魏晋禁碑，人们为祭悼亡者，于是出现了墓志”。至于印章，曹操是严禁随葬玺印的，关于这一点，曹植在他为其父亲写的《诔文》中说，“玺不存身，唯绋是荷”。意思就是他的印玺没有随葬，仅象征性地将平时捆绑这些印玺的丝带随身放了进去。既然这样记载明确了，那为什么会出现印玺呢？如果出现了印玺，反而就不可能是曹操墓了。

七、关于画像石问题

    曹操墓中出土的画像石，没有人说是墓室的建筑构件，我们多次声明它是墓门和石椁上的。因此严格地说，它们不应该称为画像石。这些画像石不仅在盗洞周围出土，而且大量出土于墓室内，前后室内都有，其中在前室内至今还保留有成型大块的画像石。这些画像石厚度达到20厘米左右，和前室南北侧室门宽度一致，推测其是封闭侧室门的。因为画像石是作为封闭南北两个侧室用的，其黏接用料是白石灰，当然，其还保留有石灰的痕迹。而且在墓的大门上部至今还保留有黏接砖缝所用的石灰，其颜色纯白。

    因为这些画像石被盗墓分子从门上撬下来，掩埋在扰土中，所以其上面粘有黄色土痕，没有谁专门抹上去造假。

八、关于卞氏年龄的问题

     关于年龄的鉴定，允许有一定的误差，这是大家公认的道理，一般体质人类学鉴定人的年龄时，因为其头上的骨缝线在五十岁之后，一般变化都不会太大了，所以，在鉴定时只给个大约数，五十岁以上称为老年人，没有谁会给出其准确年龄，这才是科学的结果。但是，有一点还是需要强调的，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异的，如卞氏生前的生活环境一直是很好的，她初为*家，后又嫁给了曹操，一生中养尊处优，所食用的食物一定都是比较讲究的，绝不会像一般老百姓那样平日里粗茶淡饭，生硬难嚼。因此，其牙齿磨损程度远不会有平常人那样厉害。因此，凭此一点进行鉴定也是会有误差的。

九、关于安阳现在准备上马诸多关于曹操墓的配套设施，是否认为操之过急的问题

    安阳方面目前所进行的工作就是建立一个展厅，展示一些介绍曹操生平事迹和考古成果的参观长廊，供关心曹操墓的群众来近距离参观曹操墓，应该无可厚非。目前，安阳方面所有的规划，据我所知，都是围绕曹操高陵如何保护的，并没有什么开发计划，而且这种保护规划都要经过专家论证，由国家级专业规划单位进行规划设计，考虑到各方面的问题，应该是对文物的有力保护。而且这种保护宜早不宜晚，进展速度应该更快一点才对。

    对于古文化遗址的开发利用问题，应该是在保护好文物的前提下进行，而不是破坏性的开发。关于这一点，新文物法明确规定“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

    我从1992年开始从事考古工作，加上大学四年的考古学习和实习，从事这项工作的时间转眼也有20多年了。正是出于对这项工作的热爱，使我在分配工作时首先选择了这个职业，而且一干就是20多年，从来没有改行的打算。

     考古是一门寂寞的学问，没有对考古工作的真正热爱，是不会坚持走下去的。考古工作者每天面对的是荒野农村，每天从事的是艰苦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用风餐露宿、顶烈日冒酷暑、战严寒斗冰雪来描述是一点都不为过的。2007年，当我所主持的安阳固岸北朝墓地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时，河南省文物局局长陈爱兰动情地说：“别的年轻人考上大学都想往城市跑，而我们的考古队员却整天往山沟里、往农村跑，越是偏远的地方越是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常年生活在农村，顾不了家庭，顾不了父母、孩子，是非常辛苦的。我们平时是没有星期天的，白天在工地干活，晚上整理资料。所以，能够坚持干考古的都是出于对这项事业的热爱。”

    从曹操墓这件事上，我们看到，考古不再是一种寂寞的学问了，它已经成了全社会关注的显学了，这是件好事，也是完全出乎我们意料的。这也说明全民素质在提高，群众希望了解更多的东西，了解我们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明，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他们要了解我们祖先留下了什么，我们的文化是怎么来的，我们能从老祖宗那里继承学习些什么，以便更好地继承优秀文化传统，这些都需要我们考古工作者去发掘、研究，以给群众更多的历史信息，这也凸显了我们考古工作的重要性和重要价值。

附：曹操墓发掘领队潘伟斌三问“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

　　近闻有学者8月21日在苏州召开了“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讨论的主题是安阳西高穴曹操墓的真假问题，实在是让人感到蹊跷，不免产生一些疑问。

　　第一问

　　会议为什么在苏州召开？

　　论证一个事件的真伪，不在事件发生的现场开会，不到现场进行实地考察，而是跑到千里之外的苏州召开，其目的和用意耐人寻味，其效果如何让人生疑。就像公安破案，不到案发现场进行考察，能真正了解到实际情况，达到破案的目的吗？显然他们要的不是科学论证过程，而是一个效果。那么效果何在？国家文物局不是在苏州召开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新闻发布会吗？他们就在这里召开否定它是曹操墓的会议，这对他们来说，是极具象征意义的。

　　这次会议主办方也是耐人寻味的，由河北邯郸古邺文化研究会、安徽亳州三曹文化研究中心、江苏教育电视台、江苏省收藏家协会等主办，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和河南方面争曹操墓的城市，这就凸显了地方利益之争，而非学术之争。如果曹操墓出土于亳州或邯郸，那么那些想利用曹操墓来出名，推销自己的书的人，同样会使出和现在相同的伎俩来对待它们。

　　第二问什么人出席了“高层论坛”？

　　这个会议能称为“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吗？看一下被邀请参加会议人的身份，大家就会清楚了。

　　李路平：江苏省书画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美国普林顿大学客座教授、南京博物院特聘书画家、金石学研究学者。

　　林奎成：历史学者，河南开封市文联书画委员会主任（其实，仅仅是“供职于开封市文联”，开了一次会，就被倪方六“任命”为“河南开封市文联书画委员会主任”）。

　　周孝正：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国家资源报告撰写者，教授、著名社会学家，央视特约评论员。

　　袁济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

　　黄震云：中国政法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魏晋文学研究专家。

　　胡觉照：中共西安市委党校历史系教授。

　　吴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陈立柱：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翁飞：安徽省文史馆馆员、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高杰：亳州市三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亳州市篆刻学会副秘书长。

　　马鸣亚：亳州市三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亳州晚报》厚重亳州版主编。

　　李刚：亳州市三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亳州市文物处博物馆科科长。

　　王占峰：亳州市三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亳州市文化旅游局、广播电影电视局、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张国安：北京师范大学魏晋史博士，撰写有《颠覆曹操墓》。

　　李惠明：安徽省文史馆馆员、安徽电视台原副台长、高级编辑。

　　李灿：安徽亳州市三曹文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原亳州市博物馆馆长、原安徽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考古学会会员、安徽省考古学会理事、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修复鉴定专项基金委员会专家组委员。

　　刘心长：邯郸市政协常委、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邯郸市历史学会会长。

　　邓中堂：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古邺文化研究会会长。

　　倪方六：公开身份是中国盗墓史研究学者、资深记者、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兼职教授、《三国大墓》作者。其真实身份是一个自由撰稿人。

“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组织者倪方六

　　闫沛东：联合国世界新经济（中国）研究会秘书长、《中国文化发展内参》执行总编、中国三国文化研究中心顾问。

闫沛东

　　在这些人中，真正搞曹操三国历史研究的只有刘心长和李灿两人，但是都因故没有到场。另外，学术顾问梁白泉也未到场，闫沛东未到场但提交了论文。

　　第三问“高层论坛”缺失了什么？

　　考古学家没有，秦汉史专家和魏晋史专家等历史学家没有。他们的缺失意味着什么？既然是高层论坛，为什么不邀请这些人员参加，还是他们不愿意参加？论证一个考古项目没有一个考古专家到场，讨论一个考古问题，没有一个考古学家到会，这能称其为专业性、学术性论坛吗？如此的会议能称得上高层论坛吗？

　　这仿佛让人看到了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当对一个手术方案进行论证时，没有医生和医学专家参加，而是由一批搞生物研究的、化学研究的或者其他门类的专家进行评判，甚至连算卦的也来指手画脚，而随便推翻了医生和医学专家们的研究结论，这是正常的吗？如果他们几个人所主办的论坛也称其为高层论坛，也能将全国权威考古专家得出的结论随便推翻，那么，以后不管是什么人，随便都可以开个什么会，对其他行外的某个项目做出评判，都称为某某高层论坛，学术界将不成为学术界了。这样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没有了权威，都没有了规矩，中国的学术界就更有好看的了。

　　在这里并不是说反对学者们的参与，但是，要知道自己应该参与的深度，而不是无限制地放大自己的权利，认为自己无所不能。

　　不容别人讲话、提出不同意见也是这次会议的一大特点。据了解，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能够坚持听到最后的媒体记者总计才有四个，其中南方都市报的一位女记者向他们发问：这次研讨会上，有的专家说河南方面造假，长则三年，短则三天，也有专家说，是一场长达10多年的蓄谋，我想知道这个结论算不算专家组集体结论，为何时间上相差这么大，另外，本次会议专家组的观点跟河南方面有过沟通没有?结果引起了三个“专家”的攻击，其中一人更是站起来指着那位女记者毫无礼貌地说：“你这个女的……”这是一个学者的风度吗？是探讨问题的态度吗？

　　其实，只要媒体和受众了解他们都是搞什么的，其专业领域是什么，是不是专家，是哪方面的专家，有没有这方面的鉴别能力，就不会被他们忽悠。相信大家只要了解了真相，就不去关注他们，他们也就失去了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