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子  段子  才子  苗子

——记书画大家黄苗子

■傅世光

因黄苗子先生和山水画家秦岭云是朋友，秦岭云又是卫辉人，使我有幸拜见了苗公。和苗公认识后，认真研究苗公的经历，给我的印象他首先是个顽童，90多岁的人了，还老而弥坚、精神瞿烁、顽性不改、慈善和蔼，生活十分乐观。他爱说段子，常常使人哄堂大笑，忘却烦恼，更主要苗公是个才子，诗书画印无所不能，在当今画坛有极高声誉，是当代杰出的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书法家、诗人。

1913年旧历9月初一，广东香山县（现中山市）石歧仁厚里的黄家祖屋，又降生了一个小生命，这就是后来活跃于文艺美术界大名鼎鼎的黄苗子，在他之上，已经有了三个哥哥一个姐姐。苗子的祖父黄绍昌先生是清末举人，当过福建总督何璟的幕僚，后在广州广雅书院（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分校史学（相当于史学教授），最后在石歧平山书院任山长（相当于中学校长）。父亲黄冷观也曾作过长洲小学校长，因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加入同盟会，与当时袁世凯派到广东当督军的龙济光势不两立，被关进广州陆军监狱3年。出狱后即携全家迁移香港，后当了倾向于孙中山的《大光报》总编辑，1938年病逝于香港。

苗子先生是在1918年5岁时候随父母移居香港的，他在香港进私塾、读小学、读中学，中学毕业后又念了一年英文，19岁时即1932年离开香港来到上海，在大众出版社主办的《小说半月刊》担任编辑并创作漫画。尽管他14岁就已经在朋友黄般若、叶因泉的鼓励下给香港的报纸画漫画了，但他对我说:“上海是我学习美术的第一步，接近文艺的第一步。”因为，在上海他认识了邵洵美、郁达夫、林庾白、叶恭绰、张大千、郑午昌、丁幕琴、陈树人、徐悲鸿、汪亚尘、黄宾虹等前辈，以及以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特伟、廖冰兄、丁聪等为首的漫画家群。

苗公在2000年6月再版的《画坛师友录》“后记”中这样记述当年在上海的生活:“30年代，是我的艺术生活中最愉快的时代，五四思潮，活跃了中国文化，上海更是一所社会大学，我有幸能接触到不同角度的艺术前辈，那时又是求知欲旺盛的青年期，我能够在许多前辈师友的熏陶下，获得广泛的艺术知识，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机遇是十分难得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苗子从沦陷的上海来到广州，又结识了版画家李桦和赖少其。不久，他又随国民政府到了抗战的大后方成都重庆，当时文化艺术界众多名流和社会贤达都聚集在重庆，文化气息相当浓厚，有缘与郭沫若、柳亚子、茅盾、夏衍、老舍、阳翰笙、林风眠、常书鸿、傅抱石、赵少昂、钱瘦铁、关良、沈尹默等一大批久已仰慕的名流和后来从延安来的老朋友胡考、张仃等晤聚切磋艺术。

黄苗子80岁学电脑，而今出书全*电脑打字，孙子是他的老师，前几年写《八大山人传》六、七万字都是用电脑敲的，练出来了，只可惜在文稿上看不到先生书法的风采了，我略感遗憾。但苗子不这么看，他说，用电脑方便，速度快，稿子在电脑上写出来，干净整齐，不像过去，一篇稿子从写到抄得几遍，费时费力，这不，在写作上咱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是！

我原先脑子里的黄苗子的形象完全变了。一个爽朗、诙谐的黄苗子就站在眼前。写字、画画、写作、出书，91岁的黄苗子如今忙得不亦乐乎。他每天5点半起床，坐在电脑前写三个小时的东西，然后吃饭、读书到11点。70岁时，苗子在自寿诗中自称“老顽童”，如今年过90岁，仍旧顽性不改。观其书画，透着顽气，读其诗文，顽气更是跃然纸上。顽者，调皮、俏皮之别称也，正是其性格的真实写照。

黄苗子说自己从小爱开玩笑，天生乐观、洒脱。从艺、交友，一切随缘。一生屡遭磨难，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也正是达观的心性助他屡次化险为夷。“文革”中，他被关了整整7年，没人说话儿，他就自己在心里做诗、画画;没有纸、笔，他就观摩墙上滴下的水痕，研究它的线条、结构。有时候就在脑子里用意念书写，“写”到兴头上，手舞足蹈。一有机会，他就向监狱图书室借书，马、恩、列、斯、毛泽东的著作，他看得投入忘我。“永不绝望”是苗子的座右铭。苦难折腾得他够呛，但他却越来越洒脱，把苦难看成是一种人生的财富。出狱后，他的书法技能较之以前却大有长进。

说起苗子的达观，还有一个著名的“段子”。他70岁、75岁的时候两写遗嘱，告诫家人:我坚决反对在我死后开什么追悼会，座谈会，更不许宣读经过上级逐层审批和家属逐字争执仍然言过其实或言不及其实的什么“悼词”，也绝不允许向我的遗体告别。我和几个好友有过协议，趁我们现在还活着的时候，互相作个挽联，写句纪念的话，大家互相欣赏一番，这比死了之后看不见听不到要好得多。他还曾和几个朋友讨论过骨灰的处理方法，有人主张由一位长者主持，在抽水马桶旁默哀3分钟，默哀毕，就把骨灰倒进马桶，由长者扳动水箱把手，礼毕而散。有人主张和在面粉里包饺子，约亲友同餐，这样可以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倍感亲切。黄苗子认为最好把骨灰拿去喂猪，猪吃肥壮了再喂人，通过往复循环，省得包在饺子里，吃得人觉得恶心。他将这些正儿八经写进遗嘱，将死当成一桩黑色幽默，实属典型的苗子风格。

苗子自言生活中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搓麻。最喜欢的要算吃，爱吃肥肉，但老被孙女黄牌警告，所以总是藏着掖着的，乘人不注意，他就连吃几块，待孙女发现问肉去哪了，他就一本正经地说，许是被家里的老灰猫叨去了，还怪孙女失职，虐待家里的宠物！音乐会之类他也偶尔参加，但也不是真喜欢，只是为了陪爱人郁风。一生最爱的事就是读书，最痛苦的事就是没有书读。

如今黄苗子的生活充实而有规律。50万字的《艺林一枝》刚问世，又有两部书法集、一本画集即将出版。91岁的老顽童全然不将“老”放在眼里。

爱画漫画，书法喜欢怪怪的板桥体，写诗爱写打油诗。对艺术，黄苗子也是一点正经都没有。他自言偏爱见笑于大方家的歪门斜道那一路。他被专家称为: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著名书法家、著名画家。他自个儿却说:别把我抬得那么高，对艺术，我什么都感兴趣，东摸摸，西摸摸。但我却不是专家，票友而已。艺术本来就是一种心灵游戏，自己闹着玩之余，爱好此道的人看着高兴，打个哈哈也就满足了。没有束缚，没有框框，没有负担，随心所欲，书写的是自己所喜爱的东西。也许正是这种潇洒的玩票心态，反而使他在一些领域里“无心插柳柳成荫”。人们评论他的书法艺术是灵性之作，也不是没有道理。他不拘绳墨，由工而不工，达到了书法的高境界。其实，黄苗子少年时代就跟著名书法家学写字，功夫，那是花海了！漫画曾是他年轻时代最迷恋的艺术。十几岁便有发表欲，投稿报刊，20来岁就为上海的《小说》半月刊绘制封面和插图。由于喜欢漫画，他广交画友，成为20世纪30年代漫画界颇有成就的新人。不过不久后，他就“下岗”了。抗战、内战、反右、“文革”，动荡的年月是没有黄苗子这类有着自由性情的知识分子用武之地的。

20世纪80年代，黄苗子迎来了他艺术创作大放异彩的季节。出狱后，苗子心有所感，悟透了不少东西。他以忘我精神猛写猛画，多年的积累伴着才情倾注笔端，这一时期，他创作出了大批高质量的书法作品和绘画精品。人物、花鸟、虫鱼、一幅幅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并在创作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黄苗子的书法堪称一绝，他专长古典而正式的隶书，但像伊秉绶和其他金石派人物一样，黄苗子通过一系列字体风格，变换自如娴熟，或将更古老的篆书相结合，反映出他多年的专研，同时显示个人风格。他运用绘画手法，如让毛笔饱醮水墨，使用装饰性的水墨浓淡处理，使用有颜色图案的纸等。但即使他写行书也从不脱离带个人风格的中国优秀书法的基础原则特点，黄苗子在海外已有众多崇拜者，我相信将一定会赢得更多的崇拜者。晚年的黄苗子与夫人一道畅游世界各地，在传播东方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西方绘画艺术的众多精华。专家称他的绘画是:在继承中力求新意，有时把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图腾符号等和绘画相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现代感。而他却认为是不土不洋、非驴非马，还是姜子牙的坐骑——四不像。正是这些四不像的书、画作品在世界各国的展览中，让人刮目相看，并被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德国科隆东方美术博物馆收藏。

黄苗子的各类爱好中，惟一能称得上刻意经营的，就算美术史了。解放后，黄苗子定居北京，为北京丰富的文化积累所感动，遂下决心适应自己的兴趣，大量阅读有关美术史方面的书籍。有一次，他通过朋友介绍，从一个油坊老板那里花40美金，买了6三轮车美术史方面的书籍，这不但使他以后成为这个领域藏书较多的“富豪”之一，也更激起他研究美术史的浓厚兴趣。上世纪60年代，一顶“右派”的帽子把他贬到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资料室，因祸得福，他因此有了大量阅读史料的机会。在那段漫长而寂寞的时光中，他在书中与古人对话，心游八极，乐而忘我，一边读，一边作笔记，光读书卡片就记了上万张。他写道:“从出土文物中的美术实证到野史中的轶闻传言，从唐诗宋词中对美术的吟诵到话本、小说中不时出现的画家行迹，历史上与美术有关的一切，应有尽有。于是，中国美术史在我这里便成了丰富多彩的、生动的千年故事。”之后，《美术欣赏》、《吴道子事辑》、《八大山人传》、《画坛师友录》、《艺林一枝》……美术史研究方面的成果累累，论著一本接一本的出版。

黄苗子将他最近出版的两本书法集、一本画集，定名为杂书。他的艺术主张是广博。他认为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更需要广博的知识作底蕴，多点兴趣，多些知识，然后在博的基础上一点点地深入，不管是书法还是其它艺术，先要掌握其艺术规律，而后融会贯通，做到“由博返约”。票友黄苗子正是从“歪门斜道”中找到了艺术的真谛。

朋友是黄苗子这一生中最温暖的回忆。他自言: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是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帮助和鼓励。我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能作成一些事，在艺术上有所收获，主要*朋友帮忙。

20世纪30年代，初到上海他就结识了张光宇、叶浅予、华君武、丁聪等众多漫画家。他们常“厮混”在一起，谈天说地，评艺术、论人生，后来成了一辈子的朋友。那会儿，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年龄稍长，艺术成就也大，初试身手的黄苗子，几乎就是跟着他们学。“跟他们学的方法不是听他们一本正经地讲，而是常看他们作画，如何用笔、用墨、用线条，在与他们聊天过程中，揣摩、体会。总之，受益匪浅。”那时候，他与张大千、徐悲鸿等大家也经常来往，并成了好朋友。张大千、徐悲鸿那时40来岁，已是享誉中外的艺术家了，而黄苗子还是个20刚出头的小青年，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相谈甚欢的忘年之交。生平所受师友之恩，让黄苗子每每忆起，心中便会荡漾出温暖和幸福。

朋友中还有特殊的一位，那便是妻子郁风。说黄苗子是不能不提郁风的，他们俩是中国美术界一对耀眼的“双子星座”。苗子与郁风20多岁在上海漫画俱乐部相识，1944年在重庆结婚，至今已共同走过了60年，相濡以沫，珠联璧合，堪称夫妻中的经典。这两口子，妻子个子高，丈夫个子矮;一个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及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西洋画科班出身，一个初中毕业;一个老实认真，一个吊儿郎当。强烈的反差，竟成了一对绝配。

苗子从不自卑，他自言:我们的感情主要建立在艺术上。大家有共同语言，有共同爱好，这是关键。当然还有那个时代，一大群奋发有为的年青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抗战爆发后，郁风随郭沫若、夏衍赴广州创办《救亡日报》，黄苗子也作为当时省政府的秘书来到广州，同时也从事抗日文艺活动。两人在一起谈文艺，越谈越对劲。不久，郁风和张光宇、叶灵凤、徐迟等去香港办《耕耘》杂志，郁风任执行主编。她这一走，苗子还真觉得少了点儿什么，也随即赶往香港，惹得郁风与同事一阵窃笑。后因工作关系，他不得不离香港到重庆，路上惨遭敌机轰炸，差点送命。他给郁风的信中叙述了这一惨状，郁风接信后，把它稍加修改刊登在《耕耘》杂志上。二人你来我往，情意渐浓，不久结为夫妻。郁风早年画西洋画，后来觉得中国画表达人的感情更细致，就从西洋画转向中国画，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画了，黄苗子则接受了西方及现代的影响，书法和绘画也都不同于传统。“我们各有各的风格，我画中国画和郁风的完全不同，我多一些传统，她多一些现代。”有时候，他们也合作，一幅作品，她作画，他题词，浑然天成。夫妇俩琴瑟和谐。真可谓:书中有画，画中有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晚年的苗子夫妇，爱情与艺术一同步入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煞是让人羡慕。

说到底，苗子夫妇是性情中人。他们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哪怕生活再艰难，也无所畏惧，要哭就哭，要笑就笑，看到现实中不好的东西该批评就批评，多灾多难的岁月，也没有锁住他们的眉头。夏衍说:“在我看来，苗子和郁风还是属于‘老少年’一类。他们发不白，齿不豁，依旧是那样乐观，那样‘顽皮’且老当益壮。国家、民族的前途需要青春，老年人需要青春，艺术需要青春。”在此，让我们祝苗子夫妇艺术青春常驻！

(作者为《华夏精英》杂志社社长兼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