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造型”当做主要依据来判断一件古代瓷器的年代、真伪，乍一听来似乎不无道理。这是那些“老古董”们身传口授其徒子徒孙们的“道理”。而这种“道理”只要稍加思考，便可觉察出其中的幼稚和可笑了。记得我们六、七十年代看过的电影吧？那里面的“好人”和“坏人”就是*长相来区分的。这就是那个特定时代的导演们“诱导”观众的一种最直接的办法，其本质不言而喻，一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特定“要求”，二是对观众的理解、判断能力以及思想境界的认识不足。或许他们认为那时的观众都是“低能儿”吧！有些“坏人”的确“长相丑陋”，但“长相丑陋”的并不一定都是“坏人”。一种物质或事物的表象不同，并不能说明它本质的不同，认识一种物质或是区分一种事物，应从它们的内在本质寻找标准来衡量，而万不可“以貌取人”。水有三态：液、固、气态。如果单纯地从它的“外型”来判断，如何才能抓住它的本质和要害呢？所以说，当我们在鉴定一件古代陶瓷器的时候，紧紧抓住“造型”这一点那是万万不可取的。再者，完整的器物也就罢了，如果遇到一件残器或是一块瓷片，那您又该如何呢？要知道“柴片”值千金哪！
有人说，造型不对或器型怪异，就该定为“臆造品”。这里面的实质是什么？没有见过的东西，当然就“不对”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考虑一下：即便您是一位有八十年鉴龄的古陶瓷人，您又能见识过多少器物呢？就中国古代陶瓷器的总产量而言，您所见到的可否够得上沧海一粟或是冰山之一小角呢？就拿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所藏的那对带有“至正十一年”款的象耳瓶来说，它的造型是多么的“怪异”，又是多么的“臆造”啊！可它竟然是元代的绝世大珍！让我们想想，“造型”在它身上的做用是什么？我们的前辈们已经用无知、狭隘、偏见和“井底之蛙”般的视野把这对国宝推出了国门，难道我们当今的古陶瓷人不应该为此深深的反思吗？善于传统鉴定的人，称自己为“眼学派”。我们且不谈这种称谓是否准确，但就其水平高低来讲，真正的“眼学”者应当是拿一块瓷片就能断其窑口、年代的人。所以说，那些成天把“器型”如何如何挂在嘴边的人，充其量只能算做三流水准。去景德镇看看吧！那里有各式各样“标准的器型”，或是您想要什么样的，只要您开口，保您满意。
在当今我国的古陶瓷界、收藏界、学术界，鉴定人才真可谓层出不穷、源源不断。“科技派”、“学院派”、“传统派”等等蜂拥而出，大有不可遏制之趋势；各门各类的“鉴定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地显现出来，犹如“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宏伟壮观。这种“遍地开花”式的大景象表面上看起来轰轰烈烈，其本质却是差强人意。让我们看看这个“混乱的大市场”吧！每一个派别、每一个机构、每一个团体，甚至于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圈占“领地”，树立“山头”，建立“城堡”。更有可恶者，为了维护其虚伪的“权威”头衔，不惜良心泯灭地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在这个鱼龙混杂的群体中，有多少“鉴定家”在真正为这项事业尽心尽责呢？古代器物的“造型”固然分繁复杂，那是生活的需要，是艺术的创造和延伸，是社会的需要；而我们这些鉴定家们的“千姿百态”它的根源又在哪里呢？在我国当今的鉴藏界，缺乏的不仅仅是学识渊博、见多识广的专业人才，更加缺乏的是那些品德高尚、客观诚信、有正义感的专业人才。所以说，对于我们古陶瓷爱好者而言，古代器物的“造型论”不可取，只能做一个小小的参考；而对于鉴定家的“造型”我们更应该认真的分析和认识，更需看清他们的本来面目，千万不要被那些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权威机构”所蒙骗。
那么，瓷器的本质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胎、釉、色料才是它的“指纹”，才是它的“DNA”。对我国古代陶瓷器的研究、鉴定，不论是传统的“眼学派”还是当今的“科技派”、“学院派”，如果不建立一套完备的研究体系，那么今后还会走很多的弯路，前途也非常的渺茫。我们不要总躺在古老的文明之上，“四大发明”之后的延续和发展又是怎样呢？就近百年来看，它们又占据世界何种领先地位呢？！ (此文发表于《大众收藏报》2006年5月24日第6版)
论“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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