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岭访谈整理稿-河南收藏网

1、在陕西乃至全国画坛您的笔墨水准无疑是一流的，您怎么看待国画的笔墨问题？

王金岭：我不是一流。好的笔墨应该是当它传递了思想的时候你没有感到它的存在，是先有了八大的好画，大家才认识了八大那精良的笔墨，不是笔墨产生好画。学习前人笔墨是为了学习前人怎样处理、概括形象的能力。很像成语出自美文，运用成语去创作，不是用成语代替创作。但是谈风格、谈创新都要通过笔墨来实现。意境和意匠是国画创作的两翼，不可偏废。笔墨是意匠范畴很重要的东西，下些笔墨功夫是必要的。“笔墨精良人生乐事”为什么不去锤炼一下笔墨？这和不要笔墨是两个概念。

当然，只要一提到国画，大家都很关注笔墨问题，都把笔墨当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谈，甚至一些人借着这一敏感话题炒作。笔墨的精妙就像中国人说话语境里很细微的东西，要想技巧游刃有余，非把这把刀磨快不可。实际上笔墨的精良与保守没有必然的联系。

“取形曰比，取意曰兴”，“比兴”在诗词里经常讲到，而画画时用笔墨玩一玩“比兴”似乎许多画人不曾去想。齐白石讲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就是要削弱笔墨的八股常法，在似是而非的空间扑捉意中之象。

“八大山人”画的一只鸟在莲蓬上卧着，莲子若按常规画法造型非常逼真，人们一眼便认出是蓮子，这就是“实症”，画不到高度的通病。但“八大山人”非常简捷地画了几个似是而非的圈，这几个圈本身不讲究常规运笔的顿挫，可谓精心策划。下面的莲蓬用粗笔——墨，构成这幅画特定的笔墨。因为它不是素描，要讲体积，讲明暗，它完全是一种意象表现。莲蓬可以联想为鸟巢，可以把里面的圈—莲子，想象成鸟蛋（见图）。这就是中国画的表达方式，所谓技巧者也。仅仅把笔墨附着于“形色”表层，不算好的笔墨，是形而下的。中锋用笔不可滥用，齐白石在一幅《兰草》上题了“处处中锋，俗不可耐”就是这个意思，因为那种起承转合的初成功在幼教期应该已经过关。抱着处处中锋，一波三折应对创作，当然俗不可耐。

中国画的笔墨不是一个固定模式。“笔墨”是为构思服务的，“笔墨精良”固然是人生乐事。无病呻吟仍然是可悲的。

2、长安画派的精神高度是笔墨与生活的一种比较完美的统一，也很符合中国画从传统向现代迈入的一种前瞻性思维，您是否觉得当今陕西画坛并没有按照这个思路来发展？

王金岭：笔是勾勒神气的纲，墨是目是铺就全篇的韵，像一张网一样，纲举目张。所谓气韵生动就是笔墨生动，令人遐想万千若天马行空。长安画派运用探索性的笔墨去表现生活获得的巨大成功，与石鲁先生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事实上按这个思路发展是很难的，何况这种发展无法设定，无法复制。尤其是今天市场经济的择业自主性，构成今天画界的纷繁局面。人们天天都在呼唤大师出现这是徒劳的。明明知道这条路是对的不等于一定会按这个路子走下去。首先，作者必须要有修养和阅历的准备，才能创造出灿烂的文化。

3、有的评论家认为中国需要的是类似文坛上“陕军东征”般的国画作品，而不是聊以抒胸中逸气的旧文人画，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金岭：这种提法我觉得有些片面。画与文不同，即使是诗文既可“大江东去”也可“杨柳岸晓风残月”。许多理论家总爱综合归类，使命感特强，殊不知“红楼梦”派生了红学；八大派生了“八大学”。要说“陕军东征”六二年的长安画派进京展是一次不折不扣的“陕军东征”。它奠定了陕西国画在全国的地位。现在是经济大潮吞噬艺文良心的时代。许多有才华的画家守不住寂寞招摇过市，而愿意打进去的勇士未必有成事的谋略。至于能够“聊以抒胸中逸气”的文人寥若晨星，够得上文人画的就更少了。让你感到旧文人画的面貌只是因袭古人的成分太重，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画。文人画的鲜活范本就在你身边，你看贾平凹画的画，直出胸臆，无法而法，至法。

胸中有逸气是好事，这是一种高品位的生活状态。大家都认同这种境界，这社会就和谐了。

创作黄河大合唱的时候齐白石在画虾，你不能认为他的艺术不是时代精神。对于古代抒情性的文人画，加上这个“旧”字，我想说这是带有偏见的，今天有今天的儒雅。比如说李白的诗，旧不旧？他的诗什么时候读起来都很清新。精英文化不存在新与旧，只存在艺术高度。任何一个时代的人读了李煜的几首“歪”词都会潸然泪下，它“新”还是“旧”？对新的一代人来说就很“新”，不存在“旧”。所谓“旧”，是发了霉的“明清味”，看似地道实则陈腐，其实与鲜活的文人画根本不沾边。共性都体现在个性上。有的人讲时代脉搏，他仅仅只摸着了大动脉，细小的血液流动，所谓微循环他根本感觉不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齐白石的虾确实是时代精神，你认为他没有使命感？历史上齐白石是最有使命感的。

石涛讲“笔墨当随时代”，我在“笔墨谈”中曾写“笔墨当随己意”。不是想有什么建树，也不是想语出惊人。仔细想想，人云亦云让我们吃尽了假大空的苦头，时代精神就在个案之中。

清朝有个道学家刘熙载说：“君子博命一世，不博命一时”，“一世”就是一辈子，“一时”就是三十年河东，或是三十年河西，任人说长道短，老子撂倒了再算。八大山人虽然离我们已经三百七八十年了，现在人们才把他誉为中国画后现代主义之父，为什么？这是人们逐渐深入认识的一个过程。

4、您认为作为一位真正的中国画家应该具有一种怎么样的生活状态？

王金岭：上面讲的就是一种很好的生活状态。

一个艺术家就应该画好自己的画，“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你把自己的这一行搞好，大家就拥戴你。李白、郑板桥、齐白石都讲“寂寞之道”，就是坐冷板凳，下死功夫潜心研究，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我也不羡慕那些大紫大红的人，活的太累。白菜豆腐颐养天年。我站到那些热闹的地方就难受，并不是要求所有的人，都要按一个模式活着，每个人只要觉得自己的处境合适就好。

5、传统文人推崇“高蹈的心境”您怎么理解这个词汇？这种心境是否和一种现代的文明精神相背离？（比如博爱精神、天下为公精神）

王金岭：传统文人知道远大的抱负需要泰然处之，那种平和是一种必然的选择。难道现代文明不需要这种精神吗？杜鹏程先生访日归来我问他日本文学家的现状，他说他认为日本非常值得崇敬的作家和我们一样清苦，而写色情，凶杀，警匪电视剧的年轻作家暴富。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也是如此，经济的发展与那清苦的作家有多大关系？杜甫的潦倒与陶渊明的隐退都是一种选择，当我们读了他们的东西之后，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博爱精神、天下为公精神，某种意义上讲是同样的伟大。

6、在你的理想境界中，中国画界应该是怎么样一种状态？

王金岭：从报刊上了解到当代国画家太多了，似乎所有画家都在花样翻新，令人目不暇接，事实上呈现出一种浮躁和焦灼，让人为之一振的画几乎没有。中国画界已经不讲风骨了。

理想境界是让入目的作品中，形之外都升腾着心象，如非洲人称美术为巫术，有几分神气那该多好。歌德说：好的艺术品都笼罩着一种神秘气氛。中国人讲形神兼备；形而上者谓之象；不阴不阳之谓神。着力去营造渲染一种气氛，作者都像虔诚的狂教徒那样如醉如痴进入创作之中。这种境界只有到经典作品中去找了。

7、王老师请您谈谈中国画的写意精神与西方表现主义的异同？

王金岭：中国画与西方绘画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画一直贯穿着出形放彩；画写物外形；以神写形；制其器以尚其象，远远脱离了科技的桎楛，源远流长。西方绘画则是从写实到抽象始终伴随着科学技术一路走来。

由于受到凡高、蒙克、恩索等人的影响，二十世纪初期在德国产生了表现主义，如桥社、青骑士、包豪斯艺术团体。其中珂勒惠支、康定斯基、蒙德里安以及包豪斯在建筑、工艺上的表现对我印象极深。从文字上看，“强调主观感受、强烈奔放的笔触、宁丑勿媚的造型、道义理念的追求。”等等用在写意或是表现主义上几乎没有区别，可是，熟知中国画和西画的人，感觉上根本不是一个东西。讲究构成的蒙德里安与我国书法的点划结构，以及八大画的石头上的大浑点的构成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韵律美，可形态完全异样。

中国写意画用色低调[赭石、藤黄、花青]甚至单用墨色表现与表现主义的凝重是一致的，直到珂勒惠支的素描，许多人的板画就是黑白，都受各自哲学思想的影响。

我们摆脱形色的束缚为的是虚起来之后移植来意象以抒块垒。康定斯基、蒙德里安则把形式当作思想做到极致。以至后来派别变换频率加快，西方把形、色的研究都写成书。这种实证精神和中国的唯象学实在不同，至于气韵怎样生动，我们无须实证，意到即可。许多学过西画的人总试图以实证的撬杠撬动中国这辆笨重又缓慢的车轮，显然收效甚微。无须像西方那样，动到极致便有了静到极致的存在价值。

中国画的笔墨和戏剧舞台动作一样，带有飘逸的舞，痴情的疯的成分。而不是拘泥在形色之上。西方绘画更多的是要在“似”与“不似”两者之上做文章。所谓“似”就是严谨地透视，解剖，色彩。“不似” 就是纯粹的抽象。中国人却是在似与不似之间寻求自己的意度空间。艺术上的中西合璧，或是洋为中用，我不喜欢。我喜欢极致的洋，极致的土，尤其是土得掉渣。

中国画和西方绘画在最高的地方是一致的，是相通的。中国画精粹的东西外国人照样可以理解。中西艺术同源，如同秦岭界碑下的平地，零的状态，向南流入长江，向北流入黄河。

8、文艺评论界有人认为中国文人画之所以追求一种所谓的笔墨境界，是因为文人缺少一种改变社会的勇气，所以用这种消极的感觉来麻痹自己，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金岭：事实上所有历史的社会变更都是武人和文人共同参与的。没听过“士可杀不可辱”吗？不存在文人有没有勇气。何况画画是抒发闲情逸致，不需要剑拔弩张。文化人只能创造文化财富，同时，璀璨的民族文化让我们为历代精英的付出感到自豪和骄傲，这也是有足够的勇气在创造文明社会。艺术是永存的。起码人们在想过有品位的生活时，画被大家欣赏，服饰、园林、音乐得到关注。

对于笔墨境界的经营说成是“麻痹自己”就像说陈景潤“一加一等于二”有什么可算的一样。可他一直算到死，死的悲壮，远比一些空谈“勇士”死的有价值。

9、您怎么看待自己的艺术成就？您将一直坚持自己在艺术上的探索之路吗？

王金岭：我总在扑捉有意味的素材，尝试着把它升华为一件有点意思的作品，然而我的笨拙使我丧失了起码的自信。八大、齐白石、林枫眠、石鲁这些巨匠们运用比兴手段是那样的轻盈自如，我们还有什么成就可谈。但是我感到它在闪现，这种诱惑驱使我去探索，衣带渐宽终不悔。

实际上我从喜欢画到现在，对艺术的追求没有停，至于达到目标与否并不在意。这个过程我浏览了相关门类的知识，〈美学、文学、戏曲、电影、音乐、建筑〉从中学会了欣赏，已经觉得今世没有白活。大师在我们前头，你永远也超不过人家。是人家淘汰你，不是你淘汰人家。

从39岁，石鲁先生将我调入美协，我才真正把艺术当个事业来搞。我知道好坏，但我更知道历代大师成功的艰辛。到美协后那两三年写了几篇文章，真正的把中国画的笔墨、章法、色彩，意象串到一起去思考，宏观上把握国画艺术的基本性征，算是探索的起步。那时的画情盛意切，比现在画的更开阔，更无所顾忌。我常在问自己，我还能找回我的那点野性吗？

10、作为艺术界的前辈您对陕西画坛能否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或忠告？

王金岭：没有更多的前瞻性，也没有资格来提出什么方向性的东西。因为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我给我孩子说：真正的聪明人是把自己当笨蛋去画，有可能画成。既然前半辈子都这样过来了，将来也不会有大的改变。守住这片净土。我们依然感到神圣。

陕西虽然是个穷地方，但陕西有极大的诱惑力，尤其是大学毕业后的八年我离开了这里的时候。

“乐天爱土，以民为风”石鲁所言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