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时10秋拍将呈现三件王铎传世经典之作，分别为《雒州香山作》、《宿江上作诗轴》、《临王献之鄱阳帖》，均为日本最早研究王铎的专家，日本“明清调”书派的创始人村上三岛先生所藏。

　　王铎作为晚明清初的行草书大师，因“贰臣”罪名之遮蔽，死后沉寂了近三百年。中国素有“人品即书品”非书法标准之评说，然而这对于一个可以为书法不惜“沉心驱智，割情断欲……钦食梦寐之”惟“所朝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的人来说，无疑是件残酷的事情。然而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与艺术的主观深情流露原本就是两种思维模式。王铎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旧式文人，在那样的政治环境和文化背景下，他无力回天，在政治理想彻底破灭后一心向艺，将内心无法言说的痛苦诉诸笔墨，在笔墨的起伏腾起、酣畅恣肆中排遣失意、压抑、颓丧的情怀。

　　《雒州香山作诗轴》作于1640年，被后人视之为王铎的传世经典佳制，也是一件把“涨墨法”运用的炉火纯情的代表作之一。此作在标举“独宗羲、献”的同时，以抒情大写意的笔墨，极力张扬行草书瞬间视觉形式“象”的表现性，把一个饱受磨难、痛苦、压抑、悔恨的文人心态之“意”宣泄的淋漓尽致。《雒州香山作诗轴》在用笔上取“二王”平和圆润的笔法为圆转寓方折、涩迟寓畅达、浑厚寓舒展、秀润寓刚健，字字连绵一笔到底，浑然一体相应成趣，气势逼人。在用墨上，他大胆地用涨墨入手，任墨色由浓墨洇墨自然地晕化粘并笔画，然后在有节奏地行笔中，墨色渐淡、渐干、渐枯，一任天然，产生变幻莫测的线形，形成强烈的节奏感和鲜明的视觉艺术效果，由块面与线条对比组合，增加线条的表现力，提高书法艺术的品味。墨色上的淋漓变化和章法上的饱满气势则突出了王铎个人对书法的理解和追求。笔意墨象使他的书法成为一种精神形式，一种意向性结构。可以说，书法作为时空拓展的精神迹化的足迹，是由笔势、笔意、墨法和心性共同完成的。在章法上，王铎将以往单字均匀地排列改为数字一组，通篇变化，更加集中大气，结字欹侧相生，缠绕相续，跌宕起伏，大小疏密，相映成趣，在瞬间翻腾跃荡的态势中，随机应变，体无常故，形成了大起大落、对比鲜明的白疏黑密的视觉效果。其超拔于魏晋典雅蕴藉之风的郁勃激荡之气、惊世骇俗的艺术审美思想和对书法艺术形式美的深层开掘影响感染着后人直到当代的书法艺术家。马宗霍《霋岳楼笔谈》说：“明人草书无不纵笔以取势者，觉斯则纵而能敛，故不极势而势若不尽。”观毕此作，深知此言不虚耳。

　　《宿江上作诗轴》作于1645年，这一年也是王铎降清后的第二年，王铎此时的心情可谓是复杂万分。此件行书轴是王铎为其七舅陈具茨所书，读罢此诗，不难体会王铎当时的复杂心情。一句“一身无不可，清梦落何乡。”道出了王铎无奈、失意、空虚、颓丧的心态。一腔热血无处投放，只好把奔腾的情感寄托在纤弱的笔管，以文人微薄之力彰显着书法艺术的光芒。此件行草巨幅立轴笔力惊绝、气势磅礴，章法跳跃，表现了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内心的冲撞。此作的用笔和结字都是在熟练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挥了二王和米芾的特点，章法主要以平稳为主，但平稳而不觉板滞，这就是王铎行书艺术的高明之处。

　　《临王献之鄱阳帖》作于1650年，时年王铎59岁，是一件王铎晚年临习之作，王铎虽然已近花甲之年，但还是坚持临古习古，王铎并没有因年高而减弱对书法的热爱，反而更加用功的学习“二王”书法。从此件习作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一位书法大师是怎样做临摹功课的，即便是临古，但他绝不是泥于古，偶出己意，虽是习古实际上是根据作者自己的理解和体悟在原来的古帖进行再一次的创作。

　　三件不同时期的作品，代表着三个不同的书法表现方式和三种不同的人生观，《雒州香山作诗轴》是其将自己独创的“涨墨法”运用的淋漓尽致的一件巨作，可见此时的王铎还是对朱明王朝还抱有一丝丝幻想，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一下当局的混乱时代;《宿江上作诗轴》是王铎降清后的第二年书的，此时的王铎疑是“贰臣”，从他所书诗中一句“一身无不可，清梦落何乡。”道出了王铎无奈、失意、空虚、颓丧的心态;《临王献之鄱阳帖》则是全面展现一位书法大师对临帖的准确解读，对我们也算是无限的恩赐。

　　以上三件作品几乎被所有的王铎书法作品集所收录，特别是《雒州香山作》更是被很多人视为王铎的代表作品，一些研究王铎笔法、墨法的学术著作也常常以此作品举例。可以说，这件作品不仅是王铎的传世名作，也是中国古代书法史上的重要名作。随着国内艺术品市场的崛起，这样古代名迹得以回归祖国，不啻是书法界和收藏界的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