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读李米佳先生的新著《宣德炉研究——故宫藏宣铜器的整理与研究》一书，感悟良多。该书从理论、方法到实践都有着创新特色，构筑了一部有灵感、可读性强的好书。

       中国铜制品的发展脉络，在宋元明清各朝属“仿古时期”。有明一代，最值得重视的是世称为“宣德炉”的铜质器物，它余韵悠长，是明代铜制品中重要而独特的一类。所谓“宣德炉”，即明宣宗宣德年间按照宣宗御旨为郊坛太庙所铸之供炉，当时同铸的还有大量的仿照宋《宣和博古图》诸书著录的器物，以及仿柴、汝、官、哥、钧、定等名窑瓷器式样铸造的铜制鼎彝诸器。据文献记载，宣德三年（ 1428年）所铸铜炉，共3365件，除内库、殿堂御用外，许多也分赐给王府、妃嫔、文武官员、郊坛祠庙、宫观等。宣德炉在当时就受到人们重视，一直影响到清代，以至民国和近现代，因而仿制品、伪作品很多。明天启时人项子京在《宣炉博论》中云，宣炉“其款式之雅，铜质之精粹，如良玉之百炼，宝色内涵，珠光外现……迥非它物可以比方也。”他还说，“真正宣炉绝稀，赝品恒众。”《四库全书总目》也提到“宣炉在明世已多伪制”。存世公、私所藏“宣德炉”虽然很多，但可以认定为宣德时真品或接近真品的实属罕见。自古以来对“宣德炉”就不乏学者和藏家研究，如历史上较重要的有：明吕震等《宣德彝器图谱》（二十卷谱）、明吕震《宣德彝器谱》、明项子京《宣德博论》（载《宣德鼎彝谱》一书内）。近现代研究者也不乏人，如民国时期赵汝珍著《宣德炉谱辨》（载《古董辨疑》一书）等等。就目前对“宣德炉”总体认识上，尚缺乏科学的论证与研究，这一领域的诸多问题还是一片空白，让人茫然。故对这类文物的认识、利用和保护上，受到了一定的阻滞。正是基于这一现状，该书作者长期以来将其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600件宣德炉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的整理与研究。

         该书的研究是从“宣德炉”的基础问题开始的，再逐步推进和展开。考证分析问题层次分明，前因后果，顺理成章。在“追本溯源考宣炉”中，首先提到了《宣德鼎彝谱》、《宣德彝器图谱》可能系较晚的作品，但炉的铸造并非传说，是真实的制作。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作者又赴西藏，走了拉萨许多大小寺庙，在罗布林卡看到了“大慈法王”缂丝唐卡，该唐卡是宣德九年（1434年）皇帝册封释迦也失（宗喀巴亲传弟子）为“大慈法王”而赐予的。在唐卡右上方几案上有一座鼎形炉图像，作侈耳三乳足、狮钮。图案更证明了这就是当时“宣德炉”的真实写照。求证的问题得到了肯定，“宣德炉”不是一个传说，对古今的这一疑团明白地予以解决。作者还提出，“宣德炉”是一种泛称，比较合适，“原因在于还有很多的鼎、簋、鬲、尊、壶等各式，这些器物明显借鉴或模仿了青铜器的造型。”因明人著作和笔记大量出现“宣铜”一词，作者提出是否可将“宣德炉”称“宣铜”。笔者认为这一简洁提法是可以考虑的。

     为了弄清“宣德炉”成分，作者深入考察了“宣德炉”的铸造用料。《宣德鼎彝谱》中“风磨铜”字样很多。作者依据北京故宫收藏的一件清世宗雍正时期“台几式炉”成分测定，锌成分已很多，表明已属黄铜器。为了弄清“宣德”时是否已用黄铜铸造炉，作者又亲赴青海省博物馆，得见原藏瞿坛寺的一件“双耳活环鎏金铜瓶”。据载明“宣德二年（1427年）二月内，钦建隆国殿，赐予宝器极多。瓶、炉、香案，皆宣德佳制也”，其中就包括这件瓶。对该瓶进行的无损检测，证明锌含量的谱图峰值在11.808~14.653，而锡的含量则为“零”。这些无疑表明，该器已属黄铜器。书作者提出，该器为“宣德二年”制造，可为“宣德三年”炉提供了用黄铜制作的重要参考。关于古籍所记“宣德炉”成分含金银问题，通过对青海瞿昙寺“大明宣德五年”的一对铜钹和西藏博物馆藏多穆壶的成分检测，认为都不足以解决“宣德炉”是否含金银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作者采取对清宫藏十余件宣德炉所含金属成分进行检测，证明这些旧藏的宣德炉有的含有金，但未发现含银的。更重要的是，对宫藏一件“宣德炉”作142844号检测结果，并求证其炉上款识书法与明初沈度书法的关系，证明了该器与瞿昙寺铜瓶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其意义为确定“真宣”找到了实物依据和标准。

　   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对问题的解决，所以能层层推进，重要的依托是故宫藏故字号和新字号“宣德炉”藏品（前者为1949年以前收入宫中的，包括清宫旧藏、部分沈阳故宫及承德皇家文物；后者为1949年后收购、捐赠或文物局拨给）。这些藏品是解决宣德炉多重疑问的枢纽。多方面内容研究在探索过程中再反复相互交叉、启发、融合和促进成果的形成。作者采用的科学方法有如疏浚淤塞的河道一般，畅通无阻。宫藏600件 “宣德炉”，包括“大明宣德年制”款器（包括宣德年制、大明宣德、宣德、宣款）、明清国朝年款器、人名、斋堂等款器等。作者采用考古学类型学的方法将其分出型与式，如 “大明宣德年制”款器，就划分为“冲耳乳足炉”“朝冠耳炉”“桥耳乳足炉”“蚰龙耳炉”等12种型式，并对每件器物标明形制、装饰、款识等基本要素。器物附有器形或款识照片，有的附器物线图。在每型之后，还找出有典型性、代表性或有共性的器物，进行集中点评，这为读者或藏家学习、研究该类器物具有指导和藏品对比性。

  “宣德炉”的许多器上都有“大明宣德年制”等字样。为辨别宣炉之真伪，研究者和藏家常常把铭款的书法风格作为依据，但古今始终也没有明确的说法，这是长期萦惑在人们心中的困厄。怎样解决这一问题，作者给力良多，他将清人王应奎《柳南随笔》记高江邨之宣德鱼耳诗注中，曾将宣德款的书写者指向明初的书法家沈度的这一说法，细致加以研究。沈度擅长书法，作品曾藏于秘府，被称为“台阁体”，被誉为“明朝王羲之”。为弄清“大明宣德年制”书款是否沈度所书，作者集录了沈度的有关“大明宣德年制”内容的单体字或字体结构某一部分的楷书作品，与故宫旧藏故142844号“宣德炉”款的“大明宣德年制”进行比较。认为二者“收笔、落笔、撇捺、转折勾挑处，颇具其笔意。结构方正、体量匀称，线条轻重及粗细变化也无二致”。本文笔者也亲鉴了书中的对比资料，二者确是形似、神似，而且“大”“宣”“制”更是有如出于一人之手笔。该书对学术界长期争论的宣炉的“德”字写法这一焦点问题，给予了一定程度上的厘清：“从故宫收藏的宣铜器铭款来看，‘德’‘德’兼而有之”，其中“德”多，而“德”少，且具“德”字款的器物多属清代。

　　作者从对实物资料、典籍文献、实物的无损检测、调查研究等各个环节，紧紧扣住科学手段的运用，并吸收了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推进“宣德炉”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解决了一些历来对“宣德炉”认识和研究中的“迷惑”。大体说，对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了历史地实步阐明，（一）、历史上真宣德炉存在是客观的，不是个传说；（二）、宣德炉所用质料和是否含金银问题；（三）、分析了款识的“德”字写法的历史演变，对“德”字“心”的上面有横与无横的情况予以分析，初步确立了可对比参照的数据库存，为确定“宣德”款炉的时代有了较为可靠的依据；（四）、分别找出了故宫藏器中明代宣德朝、明晚期，清代康、雍、乾时期及清晚期的标准器。

　　我们认为，该书有的内容今后还可以作进一步深入研究，如：宣炉上有人名和斋堂款的，在可能条件下，确定作者身份和生存时代，这对找到宣炉更多的标准器有着重要作用。近年发现阿拉的文款的宣德炉较多，有的并铭有回历855年（明景泰元年， 1450年），在今后的研究中均可以纳入参考。

　　  总之，该书为宣德研究中继往开来的一部较为重要的作品，值得重视。

（《宣德炉研究——故宫藏宣铜器的整理与研究》，李米佳著，科学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定价：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