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献文物，本是一件值得颂扬的事，可偏偏有人借着这道光环，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如有一“捐献者”，利用县级博物馆鉴定人员缺乏的薄弱环节，拿着一套现代仿制的陶俑去“捐献”。因这套现代版的陶俑被“有识之士”鉴定为是宋代物品，结果，“捐献者”得奖金千元，外加一本捐献证书。真是名利双收。正如北岛的一句诗所写“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其实，当时这种成套的陶俑在坊间已成批量生产，价不过百元。

　　还有一类捐献者，痴迷收藏多大半辈子，对自已的藏品是“一往情深”，在他的眼里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期间抱有许多幻想，如找过大拍卖行，找过文物部门，不是没得到答复，就是得到的答复与自己的期望相背离，于是想到了捐献这一层。这类人在外面碰了一鼻子的灰，多多少少也长了一点记性，大博物馆门槛高，难以跨越，目标自然就降到了县级博物馆。捐的时候，不直接上门来，而是采取迂回的战术，带着藏品和说明材料到当地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如县政府、县人大等部门，走场、造声势。再由这些部门给文博单位下通知，以此给文博单位施压，接受他的捐献。此招极为阴毒，如推置不理，就会背上打击捐献者积极性的黑锅，如不分真伪地接受，就等于为贩假者开了方便之门。类似的“捐献门”事件，在一些县市时有发生。

　　遇到这种情况，最便捷的解决办法就是多找几个人来看看，不要怕别人瞧不起，人多才见广识多，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实在看不懂，还可借助网络开设一条“救护”通道，传送实物照片，让上级博物馆的专家们帮着来把一把关。形成上下联防，共同堵住漏洞，让假捐者，知羞生畏，不敢再在“捐献”二字上动歪脑筋、打歪主意。

　　被蒙在鼓里的收藏者

　　一次，有一位藏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亲戚家中藏有一方金印，想让我看一看。这事，我好几年前，就听他说过，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搁置不提了，可能是对我从事的职业有顾虑。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金印”二字，心里窜上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不是盗墓得来的，这种警惕性确实跟我的职业有关。电话中我追问这方印的来历，他说这方印，是他亲戚在别人拉土时发现的，他在网上查过，这方“金印”跟某博物馆所藏的一方金印很相像，是汉代的。可以想见，在此期间，他在背地里做了很多功课。

　　约见面的那一天，他的那位亲戚也在场，寒暄了几句之后，他神秘兮兮地从一个类似过去乡下老汉装旱烟的黑布袋里，掏出用墨绿色绒布包裹着的一坨东西，层层打开，显出此印“金身”。这方“金印”，实为铜质，假得实在是不能再假了，生怕别人不知道这是一方“金印”似的，一侧还大模大样地打上含金量多少的标示，也太出格了，都可以拿到现今流行的穿越喜剧里面上演一番了。

　　真有点不忍看到，他们眼中那种热切渴望转瞬间变成死灰般的绝望。这么多年了，藏着掖着，就是一块冰，也能把它捂热了，就是一块石头，也会被感化。那个蒙蔽他和他亲戚的人也太坏了，故意把这方“金印”说得有多么多么珍贵，让他们不敢轻易示人，又强调说是出土的，国家知道了会没收，弄不好还会招来牢狱之灾，这使得他们心存戒备，更不敢拿出去做鉴定。骗子就是抓住他们的这种心理，让他们一条道走到黑，硬是把一块黄铜看成是一块黄金。

术有专攻的造假者

　　经济困难时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某民间年画产地，有一个画年画的人，因实在扛不过苦日子的煎熬，便画粮票到集上贩卖，屡屡得手。后被识破抓住，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游街批斗。时过四十年之后，随着古玩收藏热的升温，这位老兄就干起了仿造古文书的事，如仿民间婚书、契约、信札、收据等。这类物品属于收藏的偏门，仿做得不好，也不容易引起注意。他或用一些旧纸，或把新纸熏染做旧来用。毛笔字写得不好，就用木板刻字印刷、局部用印章和各种颜色遮掩替代。仿制印刷版本时，版面刻制的格式故意安排得与所模仿的样本不一样，原样照搬，一真一假，放在一起一对比就露了原形，要的就是雾里看花、水中观月的效果。依法炮制出后，若嫌纸张做得不够旧，还可揉搓揉搓，或撕裂一角，或用火烤糊一角，让纸的面貌变得更具有沧桑感。

　　如民国时期的《门牌》（上图）和《契纸》（下图）真品，其图文版式安排的疏密有致，纸面墨迹明细清爽，县府大印堂堂正正盖在明处（填写日期处）及骑缝处，有的甚至还盖有多枚相关印章，正大光明显示了法律的效力，因时间长久的原因，印轮廓边色或浓或淡留有自然洇染的痕迹，所使用的纸为当时县乡公所发放文书、票据常用常见的手工土纸。而依同一时期《门牌》、《契纸》式样制作的仿品，上盖的印章，多藏匿在骑缝里，用模糊遮面，鬼鬼祟祟见不得人，刻不出原印章上的字纹，索性用隐隐约约的线纹敷衍了事，印色干燥，色浮于纸面，纸张多使用的是现代机制宣纸。诸如此类的仿品，均属低档仿品，只要稍加留意，不难识别。但有些收藏者之所以被晃走了眼，往往是觉得这类东西太普通，不值当去造假。其实，失误就失误在粗心大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