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精英》杂志社社长兼总编傅世光与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赵宁安在家中合影。
赵宁安的花鸟世界
薛永年
自八十年代至今，赵宁安名声日著，他的花鸟画以独具的风采出现于画坛。虽然他好像无意追求风格，但是却有两种风格引人瞩目:一种在朦胧朴茂中显生机，另一种在写实形象的装饰意匠中见韵味。两种相比，他更瞩意于前者，但两种一致的特色是境阔景茂，形真趣远，典雅清新。
一般而言，他的作品取境真实自然并善于整体把握，布局以饱满者居多，但丰茂而不填塞，干脆利落而不虚旷。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夸张运用了实者虚之穿插掩映的技巧，如茂盛的竹林以双钩画法，后面补以时隐时现的黑石，密集的芦苇以赭色作没骨，掩映着其后成行徐行的鹌鹑;另一方面在于取其“大象”的整体观照，并辅之以光色的变幻。
他画花木极少一枝半叶，大多成丛成片，又善于“舍形而悦影”，极显其花光的迷离烂漫与光照露气的空濛变灭，造成了草木蒙茸花团锦簇的氛围，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葳蕤扶疏，亦有“绿荫如雾斜阳晚”的诗情曲韵。这也是一种“似与不似之间”，却完全摆脱了前人的程式，也就抛开了程式对即物抒情的束缚。如果只有分花布叶的迷离惝恍，没有真实生动的具体描绘，很可能失之空泛而未必引人，赵宁安显然早已注意于此，他善用具体入微的禽鸟草虫“凿开混沌”，“画龙点眼”，以花木的迷离隐约反衬鸟虫的鲜明生动。
那些禽鸟虫鱼也完全相同于前人，或有传统小写意的洗练，或有传统工笔的精丽，但造型的准确已远胜古人，更加形具而神生，画静而寓动，水墨的韵致又能辅以鲜明而略有装饰性的色彩。
笔墨设色是构成中国画语言的重要因素，在写意画中，笔墨的强化与设色的弱化，笔墨的书法化与设色的单纯化，即标志了民族的特色，又使中国画的面目趋于稳定。赵宁安为刷新花鸟画的意境与情趣，也在笔墨设色上进行了有别于古人的探索，不是完全抛弃固有的传统，而是冶众法为一炉，不是以西法取而代之，而是吸收融化为我所用。
他没有忽视笔墨书法化的表情性，但不墨守以墨为主以色辅之的老套，也不拘泥于一笔一墨的精妙和设色的单纯。他总是让一定的笔墨设色服从于特定情境与感受的表现，据此分别体用，互换宾主，车水马龙但像任伯年一样地不舍众法，融双钩、泼墨、点厾、没骨为一体，甚至把山水画的皴擦点染引进写意花鸟画，而且善于旁参套色版画的色墨对比，装饰艺术的秩序与律动，西方构成的意匠与印象派的外光，从而造成了丰富的语言系统。在这丰富的语言系统中，赵宁安一方面因情思与题材之异而取用词汇，另一方面则充分发挥了笔痕的浑厚朴茂和色彩的尖新浑融。他用色既对比焕烂，又和谐统一，对比则分块处理，和谐则渐次过渡。对白粉的使用，使赵宁安的花鸟画别饶风致，常常因白粉与色墨的比衬交融，造成明丽清快的情调与粉光融融的韵味。
中国花鸟画自古便称写生，讲求“观物之生”，表现对象的特质和生命。赵宁安用以实现出新的主要凭借之一便是写生。他在写生中注意深入研究对象，力求“穷理尽性”，尽情微而致广大，升华感受。继而以中国特有的笔法线条，在物我的联结上，进行既状物又抒情的概括，同时注入个人的气质性情，再则以默写的功夫来不断函养对物写生的取舍，*着离开对象后的“若忘若忆”，合造化与心愿，变自然为艺术。正是由于他把写生当作了通向创作源头的桥梁，所以顺利地避开了只知临摹者的为法所缚，不再以古人的眼光看自然，不用别人的步履闯世界。坚衬的写生基础，他的广学诸家便不会淹没自己，近年的创作已渐入佳境，尽管目前他的艺术还存在着尝试过多用力分散的美中不足，但不图捷径，不求早熟正是大器晚成者的成功经验。我深信，赵宁安的思考和实践心将在更高层次上把他好学敏求的领悟更充分地展现开来。
《华夏精英》第44期——本期关注 赵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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